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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子安徽涡阳人考辨
（一），涡阳老子故里的历史地理事实：
1、司马迁，边韶等人的早期老子故里说
司马迁《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东汉边韶《老子铭》： “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后汉书·郡国志》：“陈国苦县，春秋曰相，有赖乡”。
郦道元《水经注》：“老子楚相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水经注》卷二十三:“涡水又东南屈,迳苦县故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
《水经·阴沟水》注：“庙东院中，有九井。”
《括地志》：“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
《后汉书·郡国志·陈国》注引伏滔《北征记》：“有老子庙，庙有九井，水相通。”
东晋伏滔《北征记》：“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水相通。”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庄子·寓言》：“阳之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
《庄子·庚桑楚》: “南荣趎自鲁南见老子。”
东汉边韶《老子铭》： “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这是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其历史地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所记载的历史地理坐标明白无误的说明了：今涡阳县涡河北的天静宫之地，完全符合相县（苦县）“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的历史地理特征。
这就是今安徽省涡阳县的老子故里！
2、其他历史史料的记载：
元至顺三年张起严撰《天静宫兴造碑记》：“宫在城父之福宁镇东南, 去亳郡四舍①,南距涡水二里，下临雉水。世传老子在妊，有星突流于园，既而降诞。”此碑近年在安徽涡阳老子庙出土。碑现存于老子庙。
《大明一统志·凤阳府》：“天静宫，在亳县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
明《中都志》：“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县（亳县）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东南，基址犹存。”
《大明一统志》卷七：“流星园，在亳县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中都志》、《涡阳县志》同此。
《颖州府志》记载：“义门，唐时为真源县。”
《大清一统志·颍州府》：“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安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
《四库全书》本《江南通志》卷四十八：“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州东福宁镇。”
《大清一统志·颍州府》：“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
《亳州志·古迹考》：流星园“在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
《涡阳县志》：“天静宫在县北十二里雉水之北，俗称中太清宫，汉延熹中建。”
《江南通志》：“流星园在亳州东天静宫南，相传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诞生。”
《亳州志》：“流星园，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相传老子之母曾居于此，有星突流于园，遂孕老子。”
马叙伦考证说：“相为陈地，不见春秋经传。”
浙
①一舍三十里。
（二）、“老子故里在涡阳”符合古代历史地理事实：
司马迁《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老子在世时，今涡阳属于楚国，鹿邑属陈国，不属于楚国；在司马迁时代，鹿邑也没有属于过楚国。
东汉边韶《老子铭》： “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其历史地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所记载的历史地理坐标明白无误的说明了：今涡阳县涡河北的天静宫之地，相县（苦县）“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这就是今涡阳县的老子故里！且有谷水注之！
归结以上历史地理史料记载的老子故里有其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记载的特征：
1、古相县（边韶时代苦县）在赖乡（老子故里）的东面，涡水在它们的南面，相（在前）与苦（在后）本是一个地方；今涡阳“相老家”就是古相县遗址无疑；汉代边韶的记载是刻在石碑上的，是原始证据。
2、涡水从老子庙南面经过，又有谷水从老子庙的边上注入涡水；
3、老子庙东院中有九井，东晋时代就有记载，不是唐代才有的；
4、在老子诞生之时，正好天上有大流星落下，因此有流星园的记载。古碑“流星园”近年亦已出土。碑存涡阳老子庙。
“老子故里在涡阳”符合古代历史地理与人文记载的事实。
任何近现代的对老子故里的误认，都是没有古代历史文献为依据的！
至于有人引用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来证明老子故里，应该指出，它是与《水经注》有差不多的经历的一本志书，且“图”在清代以前就已经丢失，①因此，它成不了“法宝” 。用半本经过清代人整理过的志书来证明所谓的老子故里是不恰当的。用唐代的居民区的九口古井来代替春秋时期的老子“庙东院中”的古井，也是并不合适的。涡水在老子庙的南面，并有谷水（今武家河）注之，也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地理事实。近代与当代的人对老子故里的误认，是改变不了历史的事实的。
①《辞海》缩印本P794
（三）辨析
翻翻二十四史看看，苦县决不可能是鹿邑。
《史记·老子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这是史记原文，他是说了老子是“楚苦县”人，汉代鹿邑叫武平，司马迁是汉代人，他没有说老子是武平人。
再看史记的一些注解，看有没有人说苦县是鹿邑：
[集解]：地理志曰：苦县属陈国。
《地理志》是说苦县属陈国，没错。要知道，《地理志》是说的是汉代地理，汉代的苦县属陈国，不是老子时代的苦县，不能用500年以后的汉代历史地理去替代500年前的老子时代的历史地理，老子时代的苦县属楚国并不属陈国。司马迁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老子是“楚苦县”人，不是陈国人。
[索隐]：按：《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属焉。裴氏所引不明，见苦县在陈县下，因云苦属陈。今检《地理志》，苦实属淮阳郡。
这些话说明了什么呢？汉代400年，事实上地理名称变化很大，苦县属陈国，属淮阳郡，淮阳国都是有的，前后汉书都查得出。但那是汉代。“春秋时楚灭陈”也有的，是在公元前479年，此年老子已92岁了，92岁前如他不是楚国人，是陈国人，司马迁会说他是楚国人吗？同样，也是不能用500年以后的汉代历史地理去替代500年前的老子时代的历史地理的，老子生活时代的苦县并不属陈国。显然，司马迁说老子是楚国人是对的。
[正义]：按年表云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也。”《晋太康地记》云：“苦县城东有濑乡祠，老子所生地也。”
这些话很明白地说明了老子故里在那里了：
“苦县与彭城相近”，亳州并不属楚节王彭城。那么，苦县必在亳州东南，在今涡阳一带，才有可能属于汉代的楚节王。今鹿邑在亳州西就不能“与彭城相近”了。
“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谷阳必在谷水旁，据
“庙中有九井尚存”，“尚存”，说明井是很古的。有些书说：“庙东院中有九井尚存”，古语说，“井，静也，改邑不改井”，涡阳很幸运，直到现在，老子庙的“庙东院中有九井尚存”。这九井，不是一个大石圈上刻九条龙啊！今天的田野考古已认定，涡阳的九井是春秋时代的。那正是老子的时代。谷阳，真源，不可能在鹿邑，就在今之涡阳一带。
《史记》与《史记》的注解，都没有一个人说过老子的故里在鹿邑。
《史记》与《史记三家注》，都是证明老子故里在涡阳的好材料！
唐代有真源，也有鹿邑，鹿邑怎么会同时又是真源呢！
记载我们的五千年的文明史，司马迁的《史记》是有巨大贡献的，他关于老子是“楚苦县”人的记载是不错的。
老子时代苦县属楚国，不属陈国，为什么？要从当时的历史地理来看：楚国在南方，苦县在鹿邑南面，鹿邑属陈国，在此前，楚国的北界在城父，城父之北有陈国鸣鹿（今鹿邑），城父之南有楚国苦县（今涡阳），直到公元前479年，楚国才“解放”了陈国，所以司马迁说老子是“楚苦县”人必不是鹿邑。
有人对汉代的苦县属于陈国有怀疑，这是与我们当代人的思维有关的。我们喜欢从现代的地理去思维古代的历史地理。比如，我们喜欢按今天的习惯沿涡河看地理，那么，从鹿邑到涡阳，当中隔了一个亳州；我们现在换一个思路，我现在请你打开地图，沿西淝河东岸看，北面有鹿邑，南面就是涡阳，当中并没有其它行政区域阻隔，不过一百多里路，古代地广人稀啊，看亳州，他在东面呢；我们现在再换一个思路，请您站在淮阳向东看，汉代的陈国（今淮阳）九县当然可以包括今鹿邑与今涡阳。
在大一统的汉代，今涡阳（苦县）属于陈国，地理上是没有障碍的。陈国九县，地域较大，可以包括今涡阳与今鹿邑。
那么有三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其一，汉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显然，他们不是去了武平，而是去了苦县，即今涡阳。如果他们去的是今鹿邑，就会写“之武平”了，汉代的武平是今鹿邑。
其二，陈相边韶刻在石碑上的那段话极其可信。苦县在汉代既属陈国，边韶又是陈国的相，不可信信谁呢？“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他把苦县的历史地理沿革说清楚了，楚相——汉苦。老子出生时为相，原为宋相地，楚国强大起来以后向北扩张，占领了相，为楚相县，后改称苦县；汉代仍叫苦县。他把老子故里的地理特征也写出来了：“涡水处其阳”，涡水在老子庙的南面。春秋时的陈国，既没有相，也没有苦，
其三，元代，“卫真入鹿邑”，有人说，卫真不可能是今涡阳，距离远。大错了！前面说过：沿西淝河东岸看，北面有鹿邑，南面就是涡阳，当中并没有其它行政区域阻隔，在今涡阳的卫真与鹿邑合并，是没有障碍的呀！我有一篇长文章考证，请看我的《唐、宋、元代的亳州》 ②一文。
①马叙伦：《老子姓氏名字乡里仕宦生卒考》
②此文发表于《亳州师专学报2007－2期》，题为《老子故里考》
（四）老子的《老子》是什么时候写的？
“中新社周口（2005）十一月十日电 (记者 慎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政协河南省委主办的“自然、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十日在河南周口鹿邑县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八十二位专家应邀参会。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六家大学的学者参加研讨会，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韩国等国家十五名学者参加研讨会。河南周口有着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素有“华夏先驱、九州圣迹”之誉，是羲皇故都、老子故里。两千五百多年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鼻祖老子诞生在这里。这里还是中国第一大姓——李姓发源地，是全球李姓华人寻根拜祖的圣地。老子远在公元前四百七十八年，写出了《道德经》这部哲学巨著，两千五百多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和世界，老子被誉为“哲学之父”，老子文化与伏羲文化、龙文化一脉相承。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就老子其人、老子思想、道家文化等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此次研讨会的举办，取得了五个重要成果。一是对老子诞生地、老子生平取得了共识，公认老子于公元前五百七十一年农历二月十五诞生于此，二是对老子其人、老子思想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老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三是对老子其人、老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即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和前秦学术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共识。四是如何进一步加大对老子其人、老子思想的宣传普及形成了共识。五是建立老子文化研究的国家性平台，相继创建老子基金会、研究院、文化大学、大学城文化城，使老子文化研究走向科学化、系统化的轨道。
“研讨会还通过了《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宣言》、《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会章程》和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会组成人员名单。”
从网站上下载的这一段电文，可以看出：河南省确实是在做工作，宣传老子，宣传老子文化。但主要的目标还是要争“老子故里在鹿邑”这一个主题。肯定是花了大钱了。这样的宣传攻势，看来对老子故里是志在必得了。与安徽省的涡阳的宣传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两地的网站宣传，是可以做一个比较的。
但是，电文说：“老子远在公元前四百七十八年，写出了《道德经》这部哲学巨著”，既然大家“公认老子于公元前五百七十一年
我的研究是：老子56岁退休，回到家乡，他极爱楚言楚语，就用楚言楚语写成了《老子》流传至今。大约是在他60岁左右。我考证过孙子，伍子胥。孙子思想与老子极为一致，伍子胥反复引用老子的话语，他们当见过面。是在公元前511年。地点，在时属楚国的今涡阳或城父（夷），①但绝不会在鹿邑。当时陈国的（今）鹿邑还在等待楚国在三十年以后来“解放”呢。
对于《老子》一书的考证，我以为：老子决不是93岁才写出《老子》一书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支持鹿邑的同行们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陈国灭于楚国是在老子92岁时，因此必须要请老子把写作时间推后，才有可能是陈国（今）鹿邑人。老子时代今鹿邑那时叫“鸣鹿”，既不是“相”，更不是“苦”。
这位记者“慎重”先生，一点也不“慎重”，公元前478年加2005年，是2483年，哪里是“两千五百多年”！《老子》是写于公元前511年以前，那才是“两千五百多年”呢！
我们要做一些细致的工作，粗枝大叶是不行的。
①文章太长，见：《庄子与惠施》一书：《老子与孙子、伍子胥》
（五）莫以《水经注》为圭臬
考证老子故里与庄子故里，学界无不引用《水经注》，对《水经注》奉为圭臬，凡《水经注》上有的，你就应该相信，因为那是珍贵的古代文献。如果你不信它，你信谁。这样的迷信是万万不可的。
《水经注》是属于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科学的经典。为简便计，我把我在研究老子故里时对《水经注》的一些研究转载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水经注》的困惑：①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撰,成文于公元六世纪初。
我们目前看到的《水经注》早已不是郦道元当年著作的原貌。《水经注》原为四十卷,早已丢失五卷,今天所看到的仍为四十卷,系后人将三十五卷重新编定的。
郦书有二次重大的变故。首先是北魏至宋的四五百年间的传抄,至宋代方有雕板印刷；二是至清代经过了数次的“整理”。可以说,郦书原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面目。
当代著名的郦学专家陈桥驿在《论〈水经注〉的版本》中说:
《水经注》是在公元六世纪初完成的,而我们雕板印刷的大规模兴起,则在十世纪初期,相距达四个世纪。目前所知的郦注第一部刊本为北宋成都府学宫刊本,距郦注撰写可能已达五百余年。在这漫长的五百余年中,郦注的流传完全依靠传抄。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巨著,辗转传抄,经过五百多年, 残缺错漏,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时间越久,错漏也必然越多。
清人整理《水经注》的学者有很多,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都花了很大精力。其中戴震着力尤多。今本《水经注》是他的主要成就之一。
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说的：
《水经注》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光华闪烁的明珠,这颗明珠能够在兵荒马乱，水火蠹鱼的浩劫下幸存下来,真是一种奇迹。
但《水经注》历经改动,亦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根据谭其骧《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五册）摘引：
钱大昕所著《跋<水经注>新校本》说:“此书屡经转刻,失其本真。”
段玉裁氏所著《与梁耀北书论戴赵二家<水经注>》说:“吾师东原氏治之最勤,整齐讹乱,钩棘引归,文从字顺。”
王国维所著《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说:“盖《水经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他列举了许多人“更正错简”，“厘定经注”,“考证史事”,“校定文字”,“戴东原氏成书最后。”
萧穆所著《论
朱鹤龄所著《校定<水经注>笺序》说说:“其中汨乱混淆者,据古今地理一一取而割正之。于是断者得连,离者得合,颠倒者得次第。”
戴东原所著《水经郦道元注序》则指出：“斯订正之不可以已也!”其实,戴东原氏对自己乙改的部分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这种态度是端正的。
在考证老子生地时,我们自然会找《水经注》这一本书去考察一下,老子生地在何处。郦氏在他的《水经注》中写道:
涡水又东经苦县西南,分为二水,枝流东北注,于赖城入谷,谓死涡也。涡水又东南屈,经苦县故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赖陵矣。涡水又东北屈,谷水注之。
谷水又东经苦县故城中,水泛则四周隍堑,耗则孤津独逝。谷水又东经赖乡城南,其城实中,东北隅有台偏高,俗以是台在谷水北。其城又谓之谷阳台, 非也。谷水自此东入涡水。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祀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碑北有双石阙甚整顿,石阙南侧,魏文帝黄初三年经谯所勒。阙北东侧,有孔子庙,庙前有一碑,西面是陈相鲁国孔畴建和三年立,北侧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涡水又屈东经相县故城南,其城卑小实中,边韶老子碑文云:老子, 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疑即此城也,自是无郭以应之。
这段文字描述,经过陈桥驿教授等人的实地考证,无疑是在今天安徽省涡阳县北武家河与涡河汇合处的郑店村及其周围环境,地下的发掘更进一步证实了这里确是老子故里。
只是明清以来,老子故里的地理环境与地面文物被洪水破坏,以至我们的历史地理学家们无从寻找。因此,那些在鹿邑附近所存在的历史文物,如宋代宋真宗朝所立的高大的《先天太后赞》碑的存在,使人们弄不清哪里是真正的老子故里。
戴震及其他整理《水经注》的学者们也不可能仔细推敲历代地理史志,他们整理这一段文字不可能进行考古发掘,因此也只能就事论事地整理文字。
于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水经注》文字中,接下来出现了:
涡水又东经谯县故城北。
一段文字。将《水经注》原文中关于老子故里“苦县”移到了“谯”的前面。
这是一段错简。这一句关于 “谯县”的文字应该在上述引文老子故里之前。“苦县”应该在后面。这是整理《水经注》的学者们根据当时已经“消失”了的老子故里和尚存在的老子故迹,特别是根据宋以后的关于纪念老子的故迹来校订《水经注》的。这段文字当被乙改过。
我们还可以从《水经注》的上下文中仔细斟酌。何以在谯的前面有那么多的城镇,而谯以下的地理上却是一片空白?这就是因为他们将谯以下的“苦”,“相”经乙改到了“谯”的前面。谯是不能搬的，因此，谯以上的地理城镇名称变成了拥挤的一团。还历史地理的本来面目,将谯与苦的文字重新乙改过来,“谯”应该在“苦”的前面,那末,这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今天，令我们非常欣喜的是，陈桥驿教授在《<水经注>记载的淮河》一文中写道:“我在涡阳,淮北,亳州,河南鹿邑等地作了几天考察,对这一带的涡水支流都作了查看。通过自然地理(河流流向,河床,河谷阶地等)和人文地理(《水经注》和其他文献记载的老子故迹),得到了《水经注》谷水就是涡阳以北注入涡水的支流武家河的结论。”
他还赋诗道:
“川渎播迁古今多,郦书从来费揣摩,幸得九井历历在,谷水就是武家河。”
真是“一锤定音”!
而我手头的《水经注》又是清末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
对《水经注》的“钉正”和“乙改”，不是一人，不是一时，改正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自是他们当时的阅历，这其实是最不可靠的。清代，真正的老、庄故里都不在了，他们能怎么改呢？而且他们都已作古，我们今天也无法去查考。
但老子故里在今涡阳，是不错的。
下面我说庄子故里，也从《水经注》说起。
①原载《老子与范蠡》P107－113
②《老子故里之我见》 《上海道教》2004年第一期
《老庄地域探索》《宗教问题探索》2005年文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上海辞书出版社
《老子故里考》《亳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二期
《老子与孔子》《茅山道讯》2007－4期－5期－6期连载
《也说“老子是哪里人”》《茅山道讯》2007－10期－11期－12期连载
《我说“老子故里” 》《亳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四期
《漫话中国道家文化圈》《华东师大·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08·11
二、庄子安徽蒙城人考辨
（一）、《水经注》与史书
我们今天的文学家与哲学家们对清代的那些人对《水经注》化了很大精力的“整理”是不太了解的。我们看到《水经注》里的记载的“蒙”是在今商丘的东北。
郦道元（公元527年去世），北魏（公元386～543）人。
郦道元的《水经注》在老子故里这部分被人乙改过，庄子故里的记载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看看郦道元生存的那个时候的其他的历史地理文献所记载的情况是否如此呢？《二十四史》是公认的国史，我相信那里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我们看看国史是怎样记载的。
《二十四史》中，《宋书•州郡志》中有记载：
谯郡，故属沛①。
下有六县，其中有蒙县，且是汉代的县：
蒙，汉旧县。
宋，公元420～479年。（不是赵宋，是刘宋。）
《二十四史》中，《魏书•地形志》中也有记载，而且，前后两汉的“蒙”都在谯与沛：
谯郡，两汉县，属沛，晋以后为郡，太昌（公元532年）中陷，武定（公元543～550）中复，领县三，
其中：
蒙：两汉、晋属梁国，后属。
魏，公元386～557年。
《二十四史》中的这两史，应该是可靠的。它指出了前后两汉的“蒙”都在谯属沛。
因为它没有《水经注》那样受人关注，被人“钉正”。所记载的时代也正与郦道元相同。
可见，《水经注》中的“蒙”本应该是今之“蒙城”。
因为他在谯（今亳州），属沛地。商丘东北的“蒙泽”不属谯，也不在沛地。
商丘西的民权更不用说了。他与蒙，与沛均毫无关系！
《二十四史》中《宋书·州郡志》与《魏书·地形志》的这个“蒙”，正是今之蒙城！
《两史》时代与郦道元差不多，但这《两史》的记载确与《水经注》不一样！
因为《水经注》早已不是郦道元当年著作的原貌。被人改动过了！哪怕是被一个人改动过的证据，我们也不能把它奉为圭臬，何况有那么多的人改动过它！
《宋书》，南朝 梁 沈约撰，一百卷，纪传体刘宋史。修于公元487－488年。
《魏书》，北齐 魏收 撰，一百三十卷，修于公元551－554年。
正是《水经注》的时代！相信谁呢？当然，这两本史书是正确的。这两本史书中的蒙，正是今天的蒙城！它属谯，在沛！
《水经注》的被“乙改”，确对中国的历史地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我的办法是找找同时代的其他可靠史料对照对照，以求教方家。同时代的《两史》与《水经注》确实不一样！应该相信谁呢？
①沛，我曾见到“沛，江苏沛县”的说法。沛，在古代地广人稀，它是一个地域的总称。一般指汉代沛郡的地域，豁今安徽淮河以北、西肥河以东，河南夏邑、永城，及江苏沛县、丰县等地。不包括今鹿邑。
（二）、商丘说之来历
我们看一看商丘说的的来历：
《史记·宋微子世家》：
宋湣公十年（公元前682年），宋万杀宋湣公于蒙泽。
《集解》贾逵曰：“蒙泽，宋泽名也。”
杜预①曰：“宋地，梁国有蒙县。”
《前汉书·地理志》梁国：睢阳下有注：
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
《后汉书·郡国志》梁国：
九城： 蒙有蒙泽
这便是把蒙县搞到商丘东北去的原因之一。其实不过是把未知名的在商丘东北的“盟诸泽”的“泽”附会为宋国“蒙泽” 。后汉梁国有蒙县（今蒙城），蒙县有蒙泽，于是，蒙县便随“蒙泽”被搬到了商丘东北。一些人在商丘东北找不到蒙县的遗址，于是便在“商丘附近”到处去找，以为这才是“真理”。这样的“历史地理研究”并非是对后人负责！盟诸泽，此泽非那泽也！春秋时的宋国蒙，以及汉代的梁国的蒙县，蒙泽，都在今蒙城（县）。“盟诸泽”的不知名的“泽”在商丘东北，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以上的几句话分析如下：
宋湣公十年（公元前682年），宋万杀宋湣公于蒙泽。
公元前682年，宋万杀宋湣公的地方应该是今蒙城的蒙泽，因为蒙城有蒙泽，蒙城时属宋国。说是在商丘东北是没有史料为依据的。
睢阳下有注：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
睢阳是今商丘是不错的，它的东北也有一个“泽”，这里没有说叫“蒙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他为蒙泽呢？即使叫蒙泽，你也不能否定蒙城有蒙泽，据考证，蒙城在2000多年以前，确实是泽国，有八大湖呢！古代相同地名多多，所以我此文不否论商丘东北那个泽也可能叫蒙泽。但是不能因此否论蒙城有蒙泽！即使商丘东北的那个泽也叫蒙泽，也不能把梁国九城中的“蒙城”搬到“商丘东北”去！在那里的所谓“蒙” ，也是众说纷纭的，至今也还没有找到“蒙”的遗址呢！没有的东西，你哪里去找？
由于宋国内乱，宋诸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
《集解》服虔曰：“萧，亳，宋邑也。”
杜预曰：“今沛国有萧县，蒙县西北有亳城也。”
我们从杜预等人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宋国有蒙县，而这个蒙县的西北有亳城。注意，这“亳城”不称亳县，亳城当也是后汉遗留的历史地理名称。从这个历史的描述中，与今天的地理状况又何其相似也。说明了今天的地理状况，与那时的旧历史地理是大致差不多的。在公元1864年以前，尚没有今天的涡阳县，那时的“蒙县西北有亳城” ，蒙城与亳州是紧相连的：“蒙县西北有亳城也。”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为鹿上之盟”，结果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后来，楚国还是放了宋襄公，这年冬天，楚国与宋“会于亳，以释宋公”。 ②
当然这个“亳”绝不会在宋都商丘以北。楚国在南，这“会于亳”当是在商丘之南。楚国人放宋国的宋襄公，越过宋国国都商丘（如果亳在商丘北）才放了宋襄公，违背常理。所以，这个“亳”，应与今天的“亳州”地理位置差不太多。而蒙县在当时的“亳城”东南。因为：“蒙县西北有亳城也”。
今天的亳州，也就是当时历史上的亳城；今天的蒙城，也就是当时历史上的蒙县。
《前汉书·地理志》序言中有这样二句：“蔡蒙旅平，和夷底绩”。是班固的序文。（查《史记》亦有此文字）颜师古指出；“蔡、蒙，二山名”，蔡、蒙二山当不远离。所以这蒙也必然是今之蒙城，不是蒙泽。“蔡蒙旅平”，当指汉武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同母弟梁王刘武的梁国南面面临吴楚，是吴楚七国争夺的首要，蔡、蒙必为首冲。七国已经平定，所以班固要说“蔡蒙旅平”了。如果蒙是在梁国的北方，吴楚七国当冲击不到那地方。梁国有较大的力量，梁王刘武是汉武帝同母弟啊，又得太后的喜好，他有强大的实力，他拥有的地盘也大，几乎是原春秋时代宋国的全部，所以，不是吴楚七国可以轻取的。在中央和梁国的合力之下，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平息了，七国之乱没有攻破梁国。“蔡蒙旅平”这句话，也同样指明了“蒙”在今蒙城，而不是商丘北之所谓蒙泽。
①西晋杜预，生于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卒于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年六十三岁，博学多通，为司马氏之婿，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以灭吴功封当阳县侯。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②《左氏春秋》僖公二十一年。
（三）、关于蒙城的“侨治”。
有人说蒙城是东晋时，商丘北的“蒙县”人在今蒙城的侨治。
商丘北本没有蒙县。侨治的蒙也根本不在今蒙城。蒙城的侨治是什么呢？是那时的蒙城（蒙县）人在寿春（今寿县）以南一带的建立的一个短暂的县治。是地方志的一个记载，有人要证成蒙城“侨治”说，就用张冠李戴的办法，把今蒙城说成是东晋时“侨治”的，就于史无据了。
我们依然看史书，侨治既然是东晋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晋书》。有人说石勒时代，商丘北（或商丘东北）的蒙城被石勒残破了，于是蒙城的居民“侨迁”到今蒙城地方了。史实是这样的吗？
研究此一段历史，不妨去看看《晋书·后赵·石勒载记》。
起先，石勒是刘聪的“征东大将军”。
“勒进寇谷阳（今涡阳），害冠军将军王兹，破王讃于阳夏，获讃以为从事中郎，袭破大将军苟晞于蒙城。”
此后，刘琨写了一书给石勒，称赞他说：
“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论。”
“（晋）元帝使诸将率江南之众大集寿春，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
“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尔。”①
文字太长，我把主要相关文字引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石勒从西北的今河南进军安徽西北，饮马江淮，与晋元帝的晋军对恃于今安徽寿县的北面，那蒙城正是今安徽蒙城！
蒙城在商丘的北面，与寿县相对恃？饮马江淮也在商丘的北面？就缺少地理常识了。石勒残破了商丘北的“蒙城”是历史的错案，也是冤案，那里本没有蒙城，石勒也不在那里。与寿春相对恃的蒙城只能是今蒙城。
江淮一带的战争，在东晋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如果蒙城被石勒残破了，就是今之蒙城，也不是商丘北的所谓蒙城。
《晋书》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1年）也有记载：“豫章王端东奔，···保梁国之蒙县。···石勒寇谷阳···石勒寇阳夏至于蒙县···勒寇豫州诸郡至江而还···” 此蒙县也必不在商丘北。我们对豫州的地盘也不要以为就在“商丘附近” ，“豫州地界，西自华山，东至于淮北。”蒙城也是豫州地界，且此次战事是“至江而还”，此蒙县也必是今蒙城县。②
此间，西晋东迁至金陵。
此段历史约在公元311-321年。
到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也有“移淮北流人于淮南”的记载（《晋书·孝武帝纪》），志书也有此记载，蒙城的“侨治”，不过是战乱中的淮北的蒙城人到淮南东晋的地盘去“侨治”罢了。
《晋书》是唐太宗组织国家力量编写的一部史书，我想，它应该是可靠的。我们既要研究蒙城史，不妨花一点时间看看正史。它比后代个人写的志书要可靠一些的。《水经注》是“这人改过那人又改”的一本志书，这可是被
现代的蒙城，属安徽省，在亳州的东南，在江苏徐州市的西南；在河南商丘的东南。而当今被人们所认定的所谓“蒙”，他的地理位置则在商丘东北，离商丘不远，而蒙城离商丘距离约三百里。
商丘是战国时代宋国的国都。
汉代刘向《别录》说庄子“宋之蒙人”，首先看看，春秋时的宋国究竟有多大。据我对宋的研究，它当包括北至河南东南部，南至今安徽东北部的一大块土地。是陈国的东邻，它的面积比陈国略大。在宋国的固有领土（当是春秋初、中期）中，包括了今天蒙城及其以北直至山东西南部的一大片土地。因此，从宋国固有领土的意义上说，庄周是宋国人，这是不错的。
宋国的东南领土究竟到达了什么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查一点史料：
《春秋》桓公十五年：
“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
杜预注：“袲，宋地。”其地《春秋释例•土地名》：“沛国相县西南有袲亭。”《春秋地名考略》卷十说在宿州西。那么，袲就是在今安徽宿县西部。今属安徽涡阳县。
《战国策·秦四》：“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舆、銍、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銍是宋邑。《史记·正义》“銍，地名，在沛县。”《嘉庆重修一统志》说“銍故城在宿州西南四十六里。”可见，宋国的疆土东南方确实是到了今蒙城东北部一带的。今蒙城县涡河以北原属宋国。
《史记·索引》则说：《地理志》蒙县属梁国。初看起来，这个说法与刘向说法相矛盾。其实不然，班固说的庄周宋国人，是就春秋时代宋国固有领土而言，而《地理志》则是写的汉朝的历史地理。汉代，蒙则是属于汉代的郡国梁国了。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地理要研究它的“历时性”，时代不同，所指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而说法却大相径庭。朝代变了历史地理的名称也常有变动，而其地仍然是同一个地方。
《汉书·地理志》应是解开“蒙”的历史地理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去翻一翻《汉书·地理志》才能解开这个历史地理的谜团。
《汉书·地理志》：
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师古曰：以有砀山，故名砀郡。）
县八：砀 淄（故戴国，章帝改曰考城） 杼秋 蒙（获水首受淄，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百五十里） 己氏 虞 下邑 睢阳（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
我们现在争议的蒙，在《地理志》中有二点很明确：
首先，蒙有获水，获水从淄（河南民权）那里流过来，在蒙县这个地方当时开了一个人工渠叫“获渠”，这个“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水。
这个历史地理坐标是何等明白地告诉我们：要找“蒙县”必须从彭城（今徐州）向西南方向去找。因为“获渠”是从蒙县向东北方向到达彭城的。
其次，注意睢阳：“禹贡盟诸泽在东北”。这个泽没有说叫做蒙泽，“盟诸泽”也有可能是叫蒙泽，不过汉代的蒙城也有蒙泽。
西汉的梁国，大体上与春秋战国期的宋差不多。秦时称砀郡，秦的三十六郡中砀郡，其实是改战国宋的地盘为砀郡的。因此，我对《汉书·地理志》梁国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梁国蒙县，其地理位置正在今蒙城、涡阳一带，它正符合“获水”从淄东南流，“获渠”东北至彭城的二条线相交的交点。这一带水系均为东南流，因此，获水也不例外。而获渠，则是贯通这些东南流的水系的人工渠。
2、在梁国，除了有蒙县，还有蒙泽，这是将人们搞得蒙头蒙脑的原因。许多人将此混为一谈，且喜欢抄近路，认商丘东北的泽为蒙泽，再把蒙县搬移过去。中国历史地理，即使是相同的历史时代，哪怕就是在一个诸侯国中，相同的地名也为数不少的。有些人的思维常顾及不到此，于是将“蒙县”与“盟诸泽”混为一谈，在《后汉书》的记载中，蒙城也是有蒙泽的。那时的蒙城也是泽国。
3、从梁国历史地理的沿革看，今蒙城早在春秋战国，秦汉，就称“蒙”了，郡县制后，它当然地成了蒙县，这个蒙县，亦即是汉、魏晋以后直至今天的蒙城。
我想，宋代大学问家王安石、苏东坡等人了解这段历史地理，否则，他们怎么会冒冒然地说蒙城“民有庄周后世风”呢？
这个“获渠”，是一条贯通这一带自然水系、且与自然水系相垂直的人工水渠。在战国秦汉，人类为利用自然，开凿人工渠道已经屡见不鲜了，如战国时秦国的“郑国渠”。这“获渠”“过郡五百五十里”，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当是当时的重要水利措施之一。这个蒙县如果不在今蒙城，按某些学者的说法，蒙县在商丘东北，那末，从商丘到彭城就不是“东北至”而是“东至”，甚至“东南至”了。如果东南至彭城，这条人工渠还有什么作用呢，因为这里的水系全是东南向的。
“获渠东北至彭城”，这是我们今天解开蒙城历史地理的关键之一。我们不能忽视了，这是汉代蒙县的历史地理坐标。
汉代的蒙，当在今蒙城、涡阳一带。与山桑相邻。
在王安石、苏东坡的时代，对蒙城的历史地理本来就是清楚明白的，也是用不着“研究”的。而是后世人搞混了的。
①《晋书·后赵·石勒载记》
②《晋书》中，时而蒙县，时而蒙城，当是一地，我的关于蒙在东汉就叫蒙城的考证当不诬也。
（ 四 ）、蒙城的历史考察
蒙城由蒙而来。
蒙字原由“北冡”而来, 其实“北冡”就是一个字: 远古甲骨文而竹简,书写的“北冡”其实就是写长了的竹书“蒙”字。
蒙在秦汉之初是蒙县。《汉书·地理志》,梁国有八县,正包括了蒙县及其周围的砀、下(夏)邑等县。
“蒙县”正式称“蒙城”, 当在后汉。
《后汉书·郡国志》:
豫州, 梁国有九城。
其中有蒙。后汉郡、国之下的编制并不称“县”, 而称“城”,蒙县自此后也就有了“蒙城”的称呼。蒙城正是梁国九城之一。
后汉汝南郡三十七城和梁国九城中, 大多数用两个字为地名的, “蒙”是一个字为地名。因此, 蒙自后汉称“蒙城”之后, 在唐代以前，这个“城”字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被保留着,从此,“蒙”便有了“蒙城”的称呼。
现今的蒙城的地理与后汉时期的历史地理并不完全重复,它东北部及今涡阳东部属山桑侯国。今涡阳县中部以西又属于陈国苦县。后汉蒙城属地相当于今之蒙城东南一带。庄子故里正在此。
后汉以前单字的县, 如: 项、虞、柘、郸、酂,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用“城”不用“县”,自后汉起, 都与蒙一样保留下了“城”字,这些地名也便成了两个字。此后都称“项城”、“虞城”、 “柘城”、 “郸城” 、“酂城”了。当然还有“蒙城”。等等。
有人说:“蒙城”是唐代才有的, 显然是没有深究过蒙城的来历。
蒙城为“蒙城”或“蒙城县”的建城日期，据我的考察，应该是在公元30年，汉武帝六年。据《后汉书·郡国志》：
《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后所置也。
这里记载了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对全国郡县，曾作过重大调整，《后汉书·郡国志》便是以这次调整为依据的。
《后汉书·光武帝纪》有“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诏”记载了这次调整：
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蒙县改称蒙城或蒙城县的具体日期，应是在光武帝此诏具体所落实的日期，已不可详考。我们不妨将蒙城建城的日期就认定在光武帝建武六年下诏之日：公元30年六月辛卯日。
光武中兴，办事效率也是很高的，定在这一年大概不会错。
据此，蒙城建城至今已有1978年矣！
又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攻城略地的记载中，凡“城”字27见。可见，在西汉末年，城的建制已经是遍地开花，人们已经很习惯于将县的行政单位与“城”联系起来。蒙县称为蒙城，或蒙城县是顺理成章的。《后汉书·郡国志》明白记载了“梁国九城”中有“蒙城”。
所以蒙城不是自唐代才开始有的县治，它是东汉初年的建制。唐代不过是将这一建制又重新确认而已。因此，蒙城的历史还要长得多。蒙县的历史则更长了。
（五）、国史言说古蒙地
“蒙城”自有史记载以来，都与“蒙”是一个地方。今将前引的《二十四史》前几本中的有关记载整理一下，展示出来，请大家看看：
（ 1 ）、《前汉书·地理志》梁国：
县八：碭 甾 杼秋 蒙 已氏 虞 下邑 睢阳
蒙县属梁国，蒙县下有唐初颜师古的注：
获水首受淄，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百五十里。
睢阳下有注：
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
睢阳――今河南商丘。
首先，蒙有获水，获水从淄（河南民权）那里流过来，在蒙县这个地方开了一个人工渠叫“获渠”，这个“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水。
睢阳――今河南商丘，“故宋国”，不错，是当时的宋国国都，古代，常用国都来代国，难道宋国国都以外的宋国国土就不算宋国了吗？宋国小得只存在于“商丘附近”吗？这是史学界最大的误解之一。
前汉书沛郡有山桑县，也是不错的。
（ 2 ）、《后汉书·郡国志》梁国：
九城：下邑 睢阳 虞 碭 蒙有蒙泽 谷熟 鄢 宁陵 薄
注意这九城，这便是蒙城的来历，后汉县的编制叫“城”，从此有了“蒙城”。唐玄宗改“年”为“载”，都是历史上的特例。
薄，有人说不是亳，下有注文：“杜预曰：蒙县西北有薄城，中有汤冢。”岂不正说了亳州与蒙城的地理位置？
“蒙有蒙泽”，蒙有蒙泽。蒙泽就一定在商丘东北吗？古代的历史地理，相同的地名太多，今天也不少，这也是史学界最大的误解之一。即使商丘东北有蒙泽，也不能说蒙城没有蒙泽，2000年以前，蒙城也是泽国，有八大湖。
蒙城有蒙泽，商丘东北如果也有蒙泽，蒙城就在“商丘附近”了吗？
（ 3 ）、《晋书·地理志》梁国，汉置，统县十二：
睢阳春秋时宋都 蒙 虞 下邑 宁陵 谷熟 陈 项 长平 阳下 武平 苦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
谯郡，魏置，统县七：
谯 城父 酂 山桑 龙亢 蕲 铚
山桑与蒙，分别在两个行政区域。武平是鹿邑，苦是涡阳，我另有文章①。晋代蒙城的乔治，上文已经说过。
（ 4 ）、《宋书·州郡志》
谯郡太守…蒙令，汉旧县，属沛。
南谯太守…山桑②令，前汉属沛，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属谯。
这里的蒙与山桑，肯定了是前、后汉的县，在谯、属沛，显然都不可能在今“商丘附近”，也就是今天的蒙城县。
（ 5 ）、《魏书·地形志》
谯郡，二汉县，属沛，晋以为郡。
领县三：蒙，二汉、晋属梁国，后属。蕲 宁陵
也是在谯、属沛，也是前汉和后汉的县，这显然也不可能在今“商丘附近”。也就是今天的蒙城县。
《隋书·地理志》很关键，我们下面来看《隋书》。
（ 6 ）、《隋书·地理志》
谯郡后魏置南兖州，后周置总督府，后改曰亳州，开皇元年府废。统县六：
谯 酂 城父 谷阳 山桑 临涣
《隋书·地理志》对山桑县所作的注特详，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山桑：后魏置涡州涡阳县。又置谯郡。梁改涡州曰西徐州，东魏改曰谯州，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改涡阳为肥水。大业初州废，改曰山桑。又梁置北新安郡，东魏改置蒙郡，后魏废郡置蒙县，后又置郡，开皇初郡废，又梁置阳夏郡，东魏废。”
山桑与蒙岂不正在一起！正是一地。就是在今天的蒙城县范围。不过是地大地小，名称改来改去而已！
（ 7 ）、《旧唐书·地理志》中的蒙城属亳州：
“蒙城，隋山桑县，属谯州。州废，隶亳州。天宝元年改为蒙城。”
蒙与山桑相邻。合并以后，山桑就成蒙城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唐以前的历史地理都说明了一个史实：今“蒙城”就是历史上的“蒙”。有人只看《旧唐书·地理志》这一本书，不看前面那几本，因此断定蒙城是山桑“改名”的，与蒙没有关系。我建议不妨去看看这连续的七本中国正史。蒙与山桑都在今蒙城的范围之内。
①说详见《老子与范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②山桑：《庄子与惠施》一书有详考
（六）、史公用心谁人知
“庄子者，蒙人也。”
司马迁何以惜墨如金不写“庄子者，宋蒙人也”？诸多学者都有考述，一部分认为，庄子是宋人，一部分则强调庄子的与楚文化的渊源。说他是宋人，我以为是不错的，说他是楚人就错了吗？也是不错的。如果把庄子搞到商丘东北，那庄子是楚人就错了。因为楚国的北界从未越过宋国的都城商丘。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一度强盛，也一度衰败，直到灭于秦。那么，考察一下楚国的北部边界，它的北界到过什么地方，对于弄清老、庄籍贯，很有必要，也有可能。
宋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建立不久，周成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为宋公，封地为商旧都商丘周围的土地，以奉汤祀，其间800年左右，在公元前286年被齐、楚所灭。
我们考察春秋战国的历史，可以看出，直到庄子去世以前，楚国的北界，未曾到达过宋国的首都商丘。所谓的处于商丘东北的“蒙邑”是不可能“一度被楚国攻占”的。
楚国最强盛的时候，当推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楚庄王即位于公元前616年，“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但是，他“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南征北战，灭庸伐宋，观兵周郊，问周鼎之小大轻重，灭舒，伐陈，围郑，败晋。使楚国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到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楚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可见此时楚国的北界已经到达今安徽省亳州市南的城父镇。换言之，今亳州市南之涡阳蒙城等部分地界，此时应在楚国的掌控之中。这是史有明文的。①
春秋末年，楚国已经占有了陈国，宋国的南部也已为楚国所有，但是，以商丘为国都的宋国一直存在到庄子去世的那一年（公元前286年）。
宋国是殷商的后代，周成王封殷之后代为宋，都商丘。虽然宋国国都也曾一度迁徙，商丘却一直是宋国的固有领土。在宋国灭亡之前，商丘不曾被其他国家占有过。楚国没有占领过商丘，更不用说商丘之东北的所谓“蒙邑”了。
楚庄王向北扩张：楚庄王二十年，公元前594年，围宋五月，直至“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虽然楚兵退去了，楚兵所到，楚国南方文化也因此北渐。周简王14年，鲁襄公元年，即公元前572年，《左传》载：“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说明了焦（今亳州）、夷（今亳州南之城父镇）已是楚国属地，这二地原为陈地。楚国的北界，至迟在楚平王时代（公元前523年）已经到达今亳州之南。不过，也仅到此为止而已。
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在老子与孔子的年代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庄子》中说，老子是南方的圣人，孔子是北方的圣人。
《庄子·天运》：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这个词与现在的差别是很大的。所谓北方，齐、鲁、晋是也，也称“中原”。南方为吴、楚、越。从地理上讲，涡淮地区是当时的南方。老子、庄子当是南方人，涡淮文化是南方文化，属于楚文化系统。准确地说，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其地理环境的起源是楚湘，而至春秋末年，其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与相互影响，已使楚文化有了相当的发展。产生了以老子、庄子和屈原这样的一些杰出的文化人物。屈原是楚国固有的文化人，而老子、庄子是楚文化北渐中的代表。
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如果涡河南岸为楚，涡河北老子故里为宋固有领土，与楚是紧邻了。当时各国也没有明确的边界，说老子是宋人，楚人这二种说法都是可能的。
庄子是蒙人，司马迁的说法是经过考察的，当然至今没有争议。但是“蒙”究竟在何处，今天众说纷纭。一个始终不曾隶属于楚文化系统的宋国商丘东北的所谓“蒙泽”，会诞生出一位著名的楚文化大家来，这岂非历史奇迹。
今日之安徽省蒙城县，正是汉及以前的蒙县，这一事实得以澄清以后，有许多历史疑问可以得到解释。如果说庄周是商丘东北所谓“蒙泽”之人，楚国的北界在庄周时代未曾越过商丘，那末又哪来的“庄子是楚文化”的产物。于是有人说，庄周游历过楚国，生活在楚国相当长时间不过是臆测。其实，庄子所生活的蒙，不在商丘东北。商丘东北可能有个蒙泽，但那不可能是庄周故里。真正的庄子故里“蒙”在今安徽省蒙城，不仅宋代的几位大文豪是确认的，我们今天也应该予以确认。而不是听信明代的地方志的谬说。
楚国的北界在安徽亳州南之城父，至迟在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②其实，早在此前楚一直与宋之间有领土之争。处于城父之南的蒙县，是春秋历史上宋国的固有领土。称庄子是宋国人未尝不可。但庄子存世期间，这蒙县实在是在宋国与楚国轮流控制之下。战国时期的国土领有权极不稳定，否则就不叫“战国”了。宋最后一位宋(君)王偃，“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庄子52岁），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③从宋都商丘至蒙城正好三百里。可见，庄子晚年也仍是在被楚国长期占领后又被宋国夺了回来的“蒙县”生活。公元前286年，宋亡。说他是楚人，是宋人，实在没有理由说那种说法不对。司马迁用心良苦，给庄子列传，“庄子，蒙人也”，实在也不能明确说他是宋国蒙人或楚国蒙人。如果这个蒙是在商丘东北,宋国亡，蒙泽才亡，庄周也于此年去世。如若此，司马迁则必说：“庄子，宋蒙人也”。这也是“蒙泽”说不可取的一个证明。
有人对于蒙城位于商丘以南三百里，就以为不可能是宋国国土了，难道宋国国土就小得只在“商丘附近”吗？“百里之城，千里之国”，虽然宋国没有千里，但不至于连三百里也没有吧？
庄子宋国人，惠施也是宋国人。大概不会有争论。可能产生争议的是宋国何方。战国七雄之外，当数宋国国土为大，不过是比七雄早亡而已。
我们注意到，古代的国，常指国都，常用国都都城代国。
举二个例子来说：
其一：《庄子·秋水》庄子到魏国国都大梁拜访惠子，有人对惠子说，这次庄子来是夺你魏国宰相之职的，
“于是惠子恐，搜於国中，三日三夜。”
其二：《孟子·离娄》：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坟冢）间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惠施在“国中”搜了三日三夜，显然不是全魏国国境，仅指魏都大梁之城而已；齐人的“遍国中无与立谈者”也不会是指全齐国国境，也不过就是指的他们的那个城市（国都）而已。即如本土，也可称国的。如李白就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话。不然，那就是李白“出国旅游”去了。
如果我们现在也用古代这个常用的概念来说某国人，宋都是商丘，就会将宋国等同于商丘，这显然是不妥的。宋国国土在庄子晚年还比较大，前面已经论及，其南界足以到今之蒙城、宿州一带。所以，我们说，宋国国土不仅仅只有商丘。但古代以都城代国，却又实实在在地也有这么一种说法。
我们现在阅读历史，认识历史，不能以该国国都来代该国。该国的广大领土，都应该是属于该国的。今日之蒙城，离商丘虽远，在当时原是宋国固有领土，所以蒙人也是宋人。只不过战国时代蒙地的归属在楚、宋之间常有变化，由于楚的强大而不时被楚占有。司马迁写史很谨慎，他不写宋人、楚人，因而写蒙人。若如果蒙在商丘东北，宋亡前商丘一直是宋国国都，司马迁必写“庄子宋人”或“宋国蒙人”无疑。
惠施，常不在家，在魏国做了长时间的官，虽也常回家看看，家在蒙地，但他本人长期不呆在蒙地，所以，从国籍上讲他是宋人，当无争议。但仔细研究起来，特别是“庄子送葬，过惠施之墓”，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确定，惠施原来与庄子是同乡。当也是蒙人。
读《老子》的时候，有些学者批评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我想，古代“国”的概念不完全是指国家，如上所举例。古代常用国来指都城或城市，甚至是家乡。城市小一点，人口少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呢？！
以城代国是一个更早的历史地理概念的遗留。周武王封八百诸侯，每侯一国。当时较小的诸侯国家，一国也仅有一城而已。那时候小国的城也就是国。
地位相差如此悬殊的庄子与惠施，一个是布衣，一个是宰相，且工作、生活的地域也相距甚远，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友谊如此深厚？居我的考察，他们是同乡、同学，同是道家人物，有共同的可以探讨的思想基础，且同龄。所以他们终身为友。如此，惠施去世后，庄子才会感叹：我这辈子再也找不到知音了！
老子与庄子是楚文化，是南方文化。如果说楚文化对老子的影响只是楚文化北进的开始不久，可见老子对新文化的接收是很快的，老子时代是楚国北侵的初期，到了庄子时代，则是“南方道家学说的兴盛”时期④。这是南方楚文化与道家学说产生共融共鸣的结果。
至于说庄子是梁国蒙人，那是汉代学者的历史地理今释了。也是不错的。这并不影响庄子的蒙人籍贯。
《汉书·地理志》是初唐颜师古所作的注解。颜师古，（公元581－645年）京兆万年人，颜之推之孙。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年六十五岁。出生文史世家，训诂学家，唐太宗时中书侍郎、秘书少监，封琅琊县男，受诏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为太子李承乾注《汉书》。时称“颜秘书为班孟坚忠臣”，可见，颜师古对班固的《汉书》是很有研究的，且其时离古不远，对古历史地理有更多的了解，当有更多的史料供他查考。我认为颜师古的《汉书》注是极其可信的。他知道蒙县在徐州的西南。
①参见《史记·楚世家》
②《史记·楚世家》
③《史记·宋微子世家》
④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
三、老庄本为同乡人
涡阳、蒙城古代本是一地，1864年，涡阳建县，由蒙城，宿州，亳州，阜阳四县析地而成。涡阳建县前，亳州与蒙城相邻，涡阳的蒙关村、范蠡村等都是原蒙城的地方。
老、庄故里属于江淮大地。
当代知名学者陆钦，他写的一本《庄子通义》，有795页之多，可谓一本巨著。也确是一本“老庄学”的力作，对学术界颇有影响。该书1994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对《庄子》有这样的评价:“《庄子》是一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哲学著作，也是难得的文学作品。”（p766）评价是精当而中肯的。
在他的《庄子思想与传统观念》一文中，他对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做了个对比，说：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与邹鲁儒家文化迥然不同。儒家文化是建立在血亲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专制文化；而道家文化孕育在江淮大地，庄子视野开阔，鸟瞰高山大川、浩瀚大海，追求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理想境界。”（p761）
“道家文化孕育在江淮大地”，虽没有具体说是什么地方，但地域是说得很清楚了。
江淮大地上，安徽涡阳与蒙城，就是孕育道家文化的土壤。今涡阳诞生过老子，蒙城诞生过庄子。
但是，陆钦先生的书，开章明义的第一页，就是“关于庄子的几个疑难问题”，第一个问题却是：
“关于庄子故里（p1）：
“庄子的故里在何处？这是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甚至有时庄学专家云集安徽蒙城开学术会议，说这里是庄子故里；有时又奔赴河南商丘讨论老庄，说这里才是庄子故里。从现有资料上看，有宋国说、楚国说、齐国说、鲁国说。”他又主张庄子故里民权说。
是的，眼花缭乱的古代历史文献，特别是野史、杂记、地方志，真叫人无所适从。明白如陆钦一样的学者，不看则已，一看也头昏。显然，他在写《庄子思想与传统观念》一文时，还没有研究这些历史文献。可能“有时庄学专家云集安徽蒙城开学术会议”，也没有请先生参加，对位于“江淮大地”的蒙城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不过，先生在中国地理方面的失误更大：“今河南省商丘地区民权县”根本不处在“江淮大地”。
“在今河南省商丘地区民权县顺河集东北三里有清莲寺村”的“庄子墓”附近有清代乾隆54年镌刻的墓碑，上书“庄子之墓”。而在蒙城，那里有比这早近千年的由苏东坡撰写的《庄子祠堂记》大石碑被发现。第一句：“庄子，蒙人也。”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实物证据。乾隆年代的又能说明什么呢？
“老庄故里在江淮大地。”是的，是不错的。
2003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牟钟鉴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两位先生合著的《中国宗教通史》，全书近百万言。
牟钟鉴和张践两位教授是写宗教通史的，文字中虽没有提到老庄故里具体在什么地方，同样，他们提到了地域：“来自南方荆楚地区的道家文化”，“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区”，“楚文化”，等。这“涡淮地区”岂不就是在这区域！他们讲的是大范围，大地域，而我的证明则是具体化了。总应该有一个具体的地方吧！我的考证，具体到这两位人物：老子与庄子，他们是江汉流域的江淮地区，涡河又是淮河的支流，老庄诞生在涡河沿岸。是不错的！他们所创造的，确实是“来自南方荆楚地区的道家文化” ！
那么，我们考察一下，说老子是鹿邑人的与庄子是商丘附近人的，有没有道理。没有！因为鹿邑与商丘，确实不在“南方荆楚地区” ！与楚无关。而涡淮地区，正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的前沿，在那里产生了道家文化，太合适了！
我的《老子与范蠡》一书中说过，老子与庄子是世交之家。现在根据老子与庄子之生存期间所活动的地域来看，大多在历史地理亳州与蒙城的范围内。老子故里在涡阳县郑店村。庄子也在这不远的的蒙县漆园范围。即今蒙城县北漆园镇。从老子的弟子范蠡的好友庄生的线索看，庄子很似是庄生的后代。
根据孔孟关系。现将老庄关系再列一表如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老子——文子——范蠡—— ——稷下学者 （黄老道家）
庄生——庄祖—— 庄父 —— 庄子 （老庄道家）
孔子——孔鲤——子思——子思门徒 ——孟子 （儒家正宗）
从老子到庄子，前后共计六代人，庶几哉！
关于“庄子，蒙人”，据我的考证，这地方在今天就是安徽蒙城。庄子在世时，这地方原属宋国，说庄子是宋国蒙人是不错的；说庄子是楚国蒙人也是不错的，因为这地方在庄子生前死后，都被楚国占有过（宋君偃时宋国曾夺回过“蒙县”，当庄子晚年）。在汉代，这个地方属郡国梁国。所以，汉及汉以后人又有说庄子是梁国蒙人的。三种说法，都是正确的。这与历史地理的历时性有关。将“蒙”说成是“商丘东北”，这是混淆了蒙县与所谓“蒙泽”的原因。当然，这种混淆，有的是粗枝大叶，也不能排除这其中有人是另有所图。而大多数学者只不过是“人云亦云，不知所云”。
今天有人在商丘西面百多里找出了一个清代才有的“庄子故里”，则又令人啼笑皆非了。即使找，到商丘东北，尚有点道理。更有甚者，有些学者因在商丘东北找不到“庄子故里”，就将这“商丘东北”改成了“商丘”或“商丘附近”，则更是“大而化之”了。
近检《全唐诗》，有一首孟浩然①的诗《梅道士水亭》。很有意思。诗曰：
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隐居不可见，高论莫能酬。
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来迷处所，花下问渔舟。
孟浩然访问梅道士，有一水亭，但诗中没有写这水亭，却写了庄子：庄子在诗文家的眼中，他是傲吏，庄子做过漆园吏，但他一生傲骨，不为名利，不附荣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不是世间普通的官吏，《庄子》一书使他成为名流，但他实是道家人物。道家人物喜欢隐居，但道家的理论又不容易被人所理解。老子的故里在唐朝称“仙源”，庄子也邻涡水而居，却十分接近仙源。幽静的蒙山象似鬼谷子曾经居留过。孟浩然与梅道士的交往是不止一次的，“再来”却找不到原来的路径，就只好向系在开满山花树下的渔船打听路径了。
“水接仙源近”，把老庄故里交代得是够清楚了。今涡阳县的老子庙，与蒙城县的庄子庙，是比较接近的。符合孟浩然诗的意境。老子与庄子，原来是老乡！与齐鲁儒家文化圈一样，道家也有他们的文化地域，有他的涡淮道家文化圈的。
他还有另一首诗：《寻梅道士》。他的与梅道士的交往，显然是冲着老、庄故里来的。可见，唐与唐以前的人，对老庄故里的了解，是清楚明白的。当然，孟浩然不会想到，一千二百多年以后，会有人用他的诗来考证老庄故里！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早期的可靠的历史文献（边韶的文字是刻在汉石碑上的），不看看二十四史，反而相信被后人整理、乙改过的志书？这真是当代的一种奇怪的现象。学术界对老庄故里的错误引导，使得当地的官员花了许多金钱与精力建造了许多的当代赝品，并误导后人，我们不宜等闲视之。
河南鹿邑与河南商丘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找不到唐代以前的考古证据来说明他们是老、庄故里，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那里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子故里”、“庄子故里”。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些学者是费心了！又有一些人喜欢研究地方志，我看，不如化一点时间去翻翻《二十四史》。
根据我的考证，我以为，老子是今安徽涡阳县人，庄子是今安徽蒙城县人。在中国的先秦时代，与儒家文化一样，中国道家文化也是有他们的文化圈的，这个文化圈我称之为涡淮道家文化圈。
①孟浩然（公元689－740年），唐代著名大诗人之一，与唐玄宗、李白、杜甫同时,与张九龄、王维为忘形交。生平喜好游历，被称为山林派诗人，著有大量诗歌。
作者简介：王振川 1944年生， 上海市宗教学会会员，著有《老子与范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发表过宗教文化方面论文20多篇，如《老庄地域探索、《漫话中国道家文化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