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亳州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这自然是亳州人引以为傲的盛事。20多年来，有思想的亳州人自豪之余往往产生一种惶惑：亳州文化到底辉煌在何处？它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有多少？与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相匹配的，我们有没有相应的文人群体？一句话，我们对亳州历史文化有一个怎样的系统概念？

　　文明诞生的摇篮

　　纵观亳州，历史文化积淀应该说是丰厚的，这与亳州的地域板块有关。我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发生在中原大地主要河流的上游。早期的游牧文明，当然选择“逐水草而居”，黄河中下游地势低洼，极易发生水患，因而，最早的部落在建都时大都选择在黄河上游的高地，所以，扼河洛上游、占地势形胜的长安、洛阳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人类对水患的认识与治理，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之地，因为千里沃野的“膏腴”，最终成为各部落酋长追逐的美丽之“鹿”。

　　北接黄河，南襟江淮的亳州，一条大河贯通黄淮，沿涡河数百里一马平川，土地肥沃，平垠丰饶，是农耕文明的最好平台。这样的地理位置，无疑是先民理想的居住之地，自然是文明诞生的摇篮。

　　有文字记载的半原生态奴隶社会夏朝，经过不太长的战争，就被商所取代。商之所以战胜夏，史家大多认为是夏的最后一个帝王“夏桀”荒淫无道、连年征战江淮，失去民心导致。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被长期忽略了，那就是地理物产的原因。夏桀之所以不断征战江淮，就是因为江淮平原富庶的物产令人觊觎，而商汤就是在这样的丰富物力的支撑下，借民心之力，最终打败了夏桀，建立了“汤朝”。

　　商汤的发迹之地，史书称之为“亳”，孟子所述“汤都于亳，与葛为临”是也（ 汤王是不是在亳州建都，争议颇多，有学者考证，亳有西亳、南亳、景亳等地，盘庚七迁后的建都之地，是在河南安阳，有殷墟发掘为证。笔者以为，既然“七迁”见诸史书，七迁之前，“都于亳”则非一地，现在以“亳”命名者，全国仅有亳州一地，那么，至少可以断定，亳州曾经做过“汤都”，应该没有疑义）。

　　既然曾为汤都，又处中原腹地，在长期的农耕文明时期，文化符号得以大量产生，文化遗存、历史积淀无疑应该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从历史的角度看，应是无愧的。那么，在37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亳州的历史文化有哪些沉淀下来呢？与名城对应的，又有哪些文化符号值得我们如数家珍呢？这是亳州人应该思索的问题。

　　仰望亳州历史文化的星空，笔者以为，曾经迎来过三团璀璨的星云，或者说，曾经有过三次文化上的大繁荣、大发展，耸立过三座高峰。

　　“亳”地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强大的联邦国家西周，被周幽王点燃烽火，用江山代替了999朵玫瑰之后，一下子变成了松散的邦联国家。幽王被杀后，废太子宜臼在大臣的拥戴下于洛阳建立了东周，王室至此衰微。邦联中不断有大国崛起，历史进入到春秋争霸阶段。而争夺霸权的代价和副产品，与今天世界的模式几乎一样，都是以战争收获生命为象征。

　　现代人已经无法模拟春秋时代兼并和反兼并的局面，“五霸”的铁蹄纵横于大河上下，杀人如刈草木，放火几同戏耍，几百上千个小国，逐渐消失在历史中，成千上万的生民被无辜屠戮，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的极为黑暗的时期。

　　漫漫长夜里，知识分子自然负载点燃光亮的责任。黄河南岸的孔子，涡河南岸的老子，以及或前或后的“诸子”百家，纷纷站出来，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双重思考。出于强国和霸权的需要，又导致各大国争相笼络和招徕人才，使知识分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极其盛大的“人才招聘会”。由于不同的价值追求，有些读书人走上了“卖知识求荣禄”的道路，自此，开了“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人生价值体系的先河，而就此，使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失去了为天下苍生忧患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坐标，相当一部分沦为权力的附庸。

　　生于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的老子李耳，其籍贯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无争议，从历史沿革上说，老子生于涡河流域的“亳”地，是可以断言的。老子做过周朝的“柱下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有机会大量阅读王朝典籍，对周朝之前有较高程度民主的联邦制度所创造的社会和谐非常欣赏。及至战争降临，生灵涂炭，饿殍满地，老子于满目疮痍之后，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作了深入思考。出于对“刚性”战争的厌恶性反思，他提出“ 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在其篇幅不长的著作中，用不少篇幅反复论述“柔”的功用，“ 齿之至刚也，舌之至柔也，舌存而齿亡”（ 见《庄子集注》）；“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德经》），这些柔顺处世的原则，构成东方文化含蓄、谦抑、内敛的主要色调。不管是东方式的逊和，还是儒家的中庸，几乎所有东方人的处世之道，都被老子李耳用一个框子框定了，其内核，被东方文化奉为圭臬——尽管有很多的叛逆者，但最终也没能逃出李耳的藩篱。

　　以“道”字命名的涡河文化，在春秋直至战国这样一个没有明显断年的时代里，成为历史星空里一团耀眼的星云，在华夏大地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亳”地文化的第一个高峰。这个文化高峰主要产生三大影响。

　　促进文化交流

　　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孔子问礼”，见诸史籍的大约有三次。据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考证，老子比孔子的年龄大了23岁，天命之年的孔子还能带弟子从黄河岸边出发，穿过几个国家，专程到涡河之滨向老子请教“周礼之事”，可知老子学说影响之大。这一次的谈话对孔子极其震撼，以至于这位颇为自负的大教育家慨叹道：“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里，孔子对老子是推崇备至的，等于说自己无法望老子项背，真的有“高山仰止”之感。

　　孔子之外，应当还有不少的学者与老子交流，这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可以觅到老子哲学的影子。

　　道家学派创立

　　老子创立、奠定道家学派滥觞了中华本土主流文化的溪流。中华文化发展至秦汉，主流基本是道、儒两家，汉初的治国方略，仍以黄老的清净无为作脊骨，汉武帝时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帝王，表面以儒家“仁孝”治国，而内里几乎全部奉行“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金科玉律。至东汉，汉明帝出面，请来了佛教，经过与中华文化的冲撞、融汇，变成了“中国佛教”，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道、儒、佛互相渗透、互相依存、鼎足而三的格局。

　　至战国庄子出，亳地文化达到道家文化的顶峰。一部《南华经》，使“道家”文化走向成熟。影响巨大而深广。就此，东方神秘文化的气息，一直延续在中国，影响在西方。神仙文化的因子，一直影响中国几千年。到了汉代，道教创立，不仅刺激了养生学的发展，随着魏伯阳《参同契》的问世，道教的“内丹”、“外丹”学说逐渐昌明，尤其是外丹的炼制，促进了化学的发展，产生了现代科学的芽孢，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影响后世著述

　　战国之前，文字和著述，是王室贵族的专利，平民没有受教育以及读书识字的权利，那时候，几乎没有学者以个人的名义著书立说。古人认为著作是非常严肃的事业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官方除了布告、诰文之外，禁止个人发表文章。即以孔子为例，学识不可谓不博，思想不可谓不邃，但仅仅编辑了一部《诗经》，修订了一部《春秋》而已，一部《论语》，还是学生们回忆的只言片语。老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西出函谷时，被关令尹喜强留著书，不得已，才写下一部《道德经》，五千字而已。但这五千言却对后世著作产生重大影响，自兹，学者的个人著作开始繁荣起来。诸子十三家，都有著作产生和流传，这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无疑是划时代的。

　　亳地自此，著述日盛，一直影响到汉代，产生了大量作品，主要篇目有几十种之多，不仅对华夏产生深远影响，更构成亳地文化的主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