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生地考

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姜仪生

   道家创始者老子，是我国万古哲人。孔子曾师事之。后世又为道教奉为始祖。老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不仅我们华夏视为瑰宝，南亚、日本、西欧各国，研究者也日益众多。但关于老子生平，则人们知之甚少。特别是老子出生之地，为“苦”为“相”，众说纷纭。最近，笔者查阅大量有关史料，其中互相矛盾、自相矛盾处很多。但经反复比较，仔细推求，复经实地考察，互相参证，确认老子出生地是“相”，而不是“苦”。准确地点，则在今安徽省涡阳县涡河北岸郑店村之天静宫（俗称中太清宫）流星园内。涡阳县为清同治三年（公元１８６４年）新建之县，其辖境包括原由亳州东境划来之１３堡９６圩，天静宫址正在其中。该地两距观亳州市１２０华里，旧名福宁镇中宫村。
    何以确认涡阳县天静宫为老子出生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一）
    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吗？对今本
    《史记》的质疑
    历史上最先讲老子出生地的是《史记》。今本《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然而传中介绍的有三位老子，第一位老子姓李名耳，是孔子之师，生年早于孔子。第二位老子是老莱子，与孔子同时。第三位老子为周太史儋，晚于孔子百余年。至于在汉文帝时做官的“假”，应是周太史儋的后裔，而不是李耳的后裔。太史公将三个老子并列于传内，是因为三者都得之于传闻，不能准确辨明，所以诸说并存，不作论断。
    后人所着重研究的都是名李耳的老子。有人将李耳、老莱子、太史儋说成同一个人，有人说老子生于商代而仕于周代，乃是神话，本文不予讨论。
    既然老子是什么人，太史公司马迁只是从传闻知一些概况，本难准确无误地详细指出老子的乡里；但是司马迁毕竟上距老子出生年代仅４００余年，即使传闻，也仍然有较大史料价值，较之后人纯粹纸上谈兵，可靠性是比较大的。然据一些学者考证，今本《史记》关于老子乡里的说法，已经唐代人刊改过了，原本《史记》是说：“老子，相人也”。与今本《史记》不同。这就要认真研究，以恢复《史记》本来面目；并弄清《史记》被刊改的来龙去脉，再参阅其他历史资料，以认定老子的出生地了。

（二）
    众说纷纭的老子乡贯
    关于老子乡贯，历来众说纷纭。为了便于分析，列表如下：

   从上表看似众说纷纭，大抵互相因袭。其核心问题为：在县籍上，老子究竟是“苦”人还是“相”人；在乡里上，究竟是厉乡曲仁里（厉、濑、赖都是一声之转）人还是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第三，还有老子的国籍问题。
（三）
    唐经学家陆德明《老子音义》指出，
    《史记》有原本，关于老子乡里的说法，与
    今本《史记》不同。《史记》原本应是说：“老子，相人也。”
    上文关于老子乡里的诸说中，特别应注意的是唐经学家陆德明《老子音义》的说法。《老子音义》说：“老子，姓李名耳”。河上（按为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也。’《史记》云：‘字聃’，又云‘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也’。”
    从这里，我们发现关于老子乡里的三种互相矛盾的奇怪说法。
    由此可见，关于《史记》，就有陆德明所见的《史记》原本和流行的《史记》今本的差异。
    马叙伦先生对此曾作出精辟的分析。马先生认为《史记》原本决不可能是“又云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也”这样语意不明，句读混乱，而应是“老子，名耳，字聃，相国人也”。既没有提到国家，也没有提到乡里。主要论点为：
（１）司马迁《史记》记述汉代以前的人，详细介绍所生之地的，只有孔子。其他如颜回鲁人、孟轲邹人，张仪魏人，都只说某国而不说某地。如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只说某地而不说某国。如苏秦东周洛阳人，李斯楚上蔡人，只说国与地而不说某邑。都没有什么讹误。但详细介绍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却是有问题的。《史记》原文应是与“庄子蒙人”、“申不害京人”一例，写作“老子相人”。
（２）边韶《老子铭》（碑）说老子是相人，就是根据司马迁的原本《史记》。也许边韶又认为“相”在《春秋》这部书里没有记载，而东汉时代，有“苦”有“相”，“苦”是春秋时代楚国的县，“苦”与“相”相近。，于是就把老子出生地说成楚国相县了。
（３）春秋时代陈国没有“苦”。西汉时代没有陈国，只有淮阳国，“陈”和“苦”都是淮阳国。到东汉时代才又封有陈国。“苦”属于陈国。司马迁《史记》著于西汉时代。西汉既没有陈国，司马迁岂能说老子是陈国人？所以把老子写为陈国人，决不是《史记》的原文。
（４）唐陆德明《老子音义》应当是“河上云：‘姓李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史记》云：‘名耳，字聃，相人也’。”陆德明忠实地记录了河上公和《史记》两种不同的说法。《老子音义》写成现在这样句读混乱的本子，是抄录时弄错了。
马先生分析，《史记》原文应是“老子，名耳，字聃，相人也”。今本《史记》说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是唐或唐以后人刊改的。笔者认为，这一认断是很有道理的。

（四）
    东汉桓帝在老子故里建老子庙， 命边
    韶作《老子铭》（碑）， 说：老子相人，生于涡水北。魏文帝曹丕敕修碑说： “涡水北有老子庙”。
今本《史记》所说的老子出生地，既经唐人刊改，自然难以凭信。为了进一步考证，现再研究边韶《老子铭》。
    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１６５年），因帝梦老子，乃于老子故里建老子庙，命陈相（陈国的地方长官）边韶作《老子铭》（碑）：“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见《道家金石略》、《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二》及多种典籍，《水经注》亦引用）。
    《史记》在东汉也很盛行，班固称太史公“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可见太史公司马迁在两汉时代，早被公认为史学最大权威。边韶以文章知名，《后汉书》称其“腹笥宽广”。奉诏作《老子铭》（碑），岂能不精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况边韶为陈国地方长官，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市）与“苦”（今河南省鹿邑县）、“相”（今安徽省淮北地带）相距不远，边韶不可能不作实地调查。
    边韶在精研《史记》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方作出老子出生地的论断。如《史记》与实际相符边韶自然照样因袭；如《史记》与实际不符，则会互相歧异。《老子铭》说老子是“相”人，与陆德明所见《史记》原本是相合的，而与今本《史记》显有歧异。但《老子铭》中说“相县虚荒”，东汉沛郡有相县，弄不清怎样的虚荒。这里应注意的是：（１）《老子铭》中说，相县“故城犹存，在赖乡之东”，相县既在赖乡之东，则老子不生于赖乡；（２）“涡水处其阳”，指明老子生于涡水之北，而不生于涡水之南。
    关于老子生于涡水之北，而不是生于涡水之南，在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１６５年）以后五十余年，即曹魏黄初三年（公元２２２年），从魏文帝敕修碑中也得到证实。碑云：“涡水北有老子庙”。（按：唐代诏改老子“庙”为“宫”）这与边韶《老子铭》是一致的。

（五）
    老子生于涡水北的“曲涡”间。具体地点在天静宫流星园内。天静宫至清代还殿宇宏深，规模整丽。中塑圣像，道气清严，威仪静穆，足令瞻礼者虔肃有加。
    老子故里究竟在涡北之何处呢？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１５３年），略早于边韶的谯令王阜在《李母冢碑》中说：“老子生于曲涡间。”谯是曹操的故乡，就是现在的亳州。王阜是谯的父母官。他说老子生于   “曲涡”间，自然比单纯说生在涡水北具体得多了。
    “曲涡”在何处？经查在今安徽省涡河北岸，亳州之东，涡河东流至涡阳县一带。
    据魏文帝曹丕《临涡赋》云：
    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国，遵涡水，相佯乎树下，驻马书鞭，作临涡之赋：
    荫高树兮临曲涡，微风起兮水增波。
    鱼颉颃兮鸟逶迤，雌雄鸣兮声相和。
    萍藻生兮散茎柯，春水繁兮发丹华。

    建安为汉献帝年号，建安十八年为公元２１３年。查魏文帝祖籍为谯（今亳州）东六十余里涡北之夏侯庄，其祖坟在庄南，南临涡河，现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赋中可见，建安初年，曲涡一带，一片青葱繁茂景象。
    清刘开有《魏武帝故宅》诗云：“谯东精舍没苍苔……”又有《亳城怀古》诗云：“涡曲园林天亦雪，乾溪云物楚余眷……”上句是指亳东曹氏故宅，下句指楚灵王死于城父乾溪（今涡阳县）的典故。
    曹魏在谯的活动特多。曾在谯东建有“大飨堂”，大飨士卒。清人孙之堳怀古诗云：
    “信步东皋下，涡流清且长……不见犹龙氏，两庙曲涡旁，东西相对出，碑碣互低昂。葱葱郁桧柏，渺霭青云翔。……”
    “犹龙氏”就是老子。《史记》：孔子云：“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道藏》有《犹龙传》。诗中所说两庙，是指老子天静宫和圣母殿而言。足证直至清代，天静宫正在王阜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１５３年）《李母冢碑》中所称的“曲涡”间。清代天静宫还碑碣林立，桧柏葱葱。王阜立《李母冢碑》时，老子庙尚未建，其后１２年，到桓帝延熹八年（公元１６５年），因帝梦老子，才在老子出生地涡北“曲涡”间建老子庙，即今天静宫。
    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古籍的刊改和互相因袭，有些书把老子庙逐渐说成在苦县，连《史记》也被刊改了。但这一说法中，最无法合理解释的是：现在的鹿邑，据称即古昔的苦县，不在涡水之北，而在涡水之南。鹿邑县东１５里，据称为老子出生地的西太清宫（西太清宫名，据乾隆《亳州志》），也不在涡水之北，而在涡水之南。
    鹿邑古代在涡水之北，后来自可迁到涡水之南。城邑可迁，而老子出生地不可迁。老子生于涡水之北的“曲涡”间，不能随鹿邑城址而迁至涡水之南不是“曲涡”的地点。考《鹿邑县志》，涡水未曾改道北移，鹿邑西太清宫南，亦无涡河改道之遗迹。
    据《淮河水利史论文集》（治淮委员会编）所载陈玉琼、高建国合编的《淮河流域近两千年城市洪水灾害的地域分布和时间变化特征的分析》一文，系统地编制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淮河流域城市洪水灾害目录表》，内载黄河曾夺涡入淮，许多城市曾发生水灾，但鹿邑县城一带，从未发生过水灾，更不要说涡河改道了。那么，老子生地怎样一变而到涡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的。
    另据《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苦县旧治在亳州城东”。《春秋大事表》云，苦县在鹿邑城东七十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说不清古苦县的准确地址。而况现在鹿邑也找不出象征老子降生地的流星园、九龙井等遗迹。显然，今鹿邑与所称老子出生地，和古籍记载的方位不符。
    老子出生地究竟在天静宫还是在鹿邑的西太清宫，因许多书籍上众说纷纭，到清代已比较模糊。乾隆年间纂修《亳州志》的郑交泰感到难以辩明。郑交泰是一位很负责的忠于历史的学者。他为了弄清史实，曾到天静宫一带多次实地调查。其《冬夜过赵旗屯题壁》诗云：
    三冬寒彻骨，两过赵旗屯。
    月色笼萧寺，灯光接远村。
    年丰民乐土，夜静马嘶门。
    劳顿何为者，扪心只自存。
    赵旗屯，即原属亳州，后划归涡阳的赵屯集。赵屯与天静宫毗连。郑交泰冒着三冬彻骨寒风，两次过赵旗屯，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诚如他的诗里说：“劳顿何为者，扪心只自存。”“自存”什么呢？恐怕与他编纂《亳州志》，弄清天静宫史实不无联系吧！
    郑交泰在《亳州志》里写道：
    “流星园，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相传老子之母曾居于此，有星突流于园遂孕老子。”
    “天静宫，与流星园接壤。前为圣母殿，有大石枕，刻文曰：‘凿石为枕，断木为桥，红尘不到，终日逍遥’。有炼丹井在殿前。”
    郑交泰实地调查结果如此。他在后面加编者按语说：“按天静宫与流星园之太清宫俱殿宇宏深，规模整丽，中塑圣像，道气清严，威仪静穆，足令瞻礼者虔肃有加，迥非今后所能彷佛。前明碑记载，建自汉延熹八年，未审所据（考史虽有使中官左悺祀老子之文，此地苦县）。元碑记言，宫有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碑阴有守臣名，盖奉敕所建也。今亻并 元碑俱亡之矣。流星之说，自宋时已有之。”但他对于经唐人刊改的今本《史记》，不敢断然否定，只好退一步说：“纵谓生于厉乡，归于鹿邑，此独非诞弥发详地乎？无始之始，妙探其源，西太清宫（指鹿邑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他又说：“他若九龙井，本在厉乡，不便强附。”（《亳州志》，据清郑交泰等纂修，乾隆三十九年刊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从郑交泰的按语可以证明，天静宫建于前朝，而不是建于清代。到清乾隆年间，仍然“殿宇宏深，规模整丽”，塑有老子圣像，道气清严，威仪静穆，不是清代匠人所以仿制的。只是许多碑碣亡失了。可惜清末淮北一带不断战乱，方才庙宇颓败。
    郑交泰的按语虽经实地考察而得，但有几点错误尚须指出：
（１）《涡阳县志》与晚近出土碑碣，亦载有左悺、管霸祀老子之事。
（２）元张起岩所撰之碑，残片现已发现出土。此碑高约６米，阔约１米，厚４０公分。蟠龙额，赑屃碑座，高大浑厚，实不多见。此碑原文近千字，残片尚存２００余字。碑上“敕建”、“监修官张起岩”、“至顺三年”等字，均甚清晰。大明《中都志》载其全文。
（３）清代鹿邑属河南省，不归亳州管辖。郑交泰纂修《亳州志》时，虽曾多次到天静宫考察，可能并未往鹿邑考察，误以象征老子出生地的九龙井“本在厉乡”。“九龙井”之说，始于晋代以前，东晋伏滔《北征记》说：“有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水相通。”《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亦云老子庙中九井尚存。可惜《括地志》的编纂者未加实地考察，不知引用何书，说九井在亳州谷阳县界，又说在亳州真源县。也许唐代天静宫本属谷阳界。又据史载，现涡阳县之义门集，唐时曾置真源县。然则真源县之老子宅及庙，就是天静宫了。总之，现鹿邑城东之西太清宫，根本没有九井，九井实存于天静宫流星园内。经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多次考查，已经先后发现。

（六）
    《水经注》说老子庙在涡水之北，谷水入
    涡的附近，与天静宫方位相合。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老子故里老子庙的方位也有记载。《水经注》云：“涡水又东，迳苦县西南……涡水又东南屈，迳苦县故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涡水又东北屈，至濑乡，谷水注之……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谷水自此东入涡水。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
    这里《水经注》讲了几个问题：
（１）苦县故城在涡水之北。《后汉书·郡国志》说，这就是春秋时代的“相”。把“苦”和“相”重合起来了。
（２）谷水曾流经苦县故城中，谷水继续东流，注入涡水。
（３）老子庙在涡水之北，处谷水入涡处的附近。
    《水经注》讲的三点内容，其中第一和第二点都有些问题：
第一点，《后汉书·郡国志》把“苦”和“相”在涡水北重合起来，《鹿邑县志》不同意，提出了异议。《鹿邑县志》说：“薛道衡《老子碑》云，‘对苦、相之两城’……相与苦确非一城明甚。《后汉书·郡国志》‘苦，春秋之相也’，自举县境言，非谓城也。”《鹿邑县志》认为“苦”就是“苦”，“相”就是“相”，不存在重合的问题。事实上，春秋时代，既有“苦”，属楚，又有“相”，属宋，不仅不是一地，并且不属一国。《后汉书·郡国志》的说法是欠准确的。
    第二点，谷水流经苦县故城中的问题，《鹿邑县志》也持怀疑态度。《鹿邑县志》说：“今谷水虽湮，莫可考证，然吕志谓急三道河旧迳城中。急三道不似水名，乃俚俗之称，可知非即谷水故道。”这一解释，表明《鹿邑县志》对谷水是否曾经流经苦县故城（吕志说，即今鹿邑城）中，讲不清。事实上，谷水不可能流经现鹿邑城中。因《水经注》中讲的苦县故城，是定位在涡水北，而今鹿邑是在涡水南，方位不合，谷水怎么会流到鹿邑城中呢？而况所谓的急三道河也早不存在，根本无从讨论了。
    只有第三点，说老子庙在涡不之北，处谷水入涡处的附近，与天静宫方位相合。据天静宫正德重修碑云：“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绕涡谷二水。”按《水经注》称谷水者多处，而卷二十四云：“谷水之名，盖因地变，然则谷水即濉水也。”可见谷水随地易名，濉水也叫谷水。查天静宫在涡水之北，当武家河入涡的附近。武家河古与濉水相通，水势浩瀚，当即为正德崇祯重修碑中所称的谷水。由此可见，天静宫址与边韶《老子铭》所云老子“相县人也……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王阜《李母冢碑》所说“老子生于曲涡间”；魏文帝敕修碑所云“涡水北有老子庙”；《水经注》所云处谷水入涡处附近的说法，均属相合。

（七）
    唐代人是怎样以讹传讹，刊改《史记》，把“老子相人也”，妄改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的？
    《史记》原本既然是“老子，相人也”，唐代人怎样刊改了《史记》，而把老子出生地说成苦县赖乡曲仁里人的呢？现摘引马叙伦先生《老子校诂》中的一段话如下：
    ……盖自韶铭出，为神仙之术者，因而张之，误读韶铭以为生于赖乡。又有以阜之碑成曲仁里名。故葛洪为《神仙传》，即联而书之曰，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河上公者，知楚之不然，则易楚以陈），而读者据以改《史记》矣。《列仙传》亦汉季之书，犹不记老子乡里，韶铭亦不及此，则此说出于汉以后可知。《水经注》犹未尝用此说；陆氏所引《史记》犹曰相人，则刊改盖在唐世。
    马先生的论述，对古籍的互相引用，作了逐层分析。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古人著作，往往未曾实地考察，只是在书本之间兜圈子，或引用，或夸张，或以自己的意思改动古书，以讹传讹，最后变得面目全非，反以原书有误，加以刊改了。老子出生地就是这样，搞神仙之术的，误读边韶《老子铭》“相县虚荒，今属苦……在赖乡之东”，于是在此基础上，附会成老子生于赖乡。又因谯令王阜《李母冢碑》记述老子生于曲涡间，便附会成曲仁里。葛洪写《神仙传》，把这些说法连贯起来，索性写成“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也”。《道德经注》的作者河上公，知道东汉时“苦”不属楚，就把楚国改为陈国。于是唐代人就根据这些说法去刊改《史记》了。否则，若不是这样，《列仙传》还没有记述老子的乡里；边韶《老子铭》也没有说老子的乡里；那么，说老子乡里是赖乡曲仁里的，肯定是在边韶以后。《水经注》也没有采用苦县赖乡曲仁里的说法，陆德明引用的《史记》原本还是说：“老子，相人也”，那么，可以断定，刊改〈史记〉的是在唐代了。

（八）
    老子故里“相”，当老子出生时，既不属楚，又不属陈，而是属宋。老子是宋国人。
    老子的县籍是“相”已见前文。“相”在老子出生时代，属于什么国家？这就是老子的国籍问题。上文说，古代论老子国籍，只有楚、陈二说。其实这两说都是有问题的。
    马叙伦先生在其《老子校诂》中说：
    “老子固陈文相人邪？亦无确证。相为陈地，不见《春秋》经传。《楚策》曰：‘魏将出兵而攻陈、留、方与、銍、胡陵、相、砀、萧，故宋必尽’。所谓相者，即《汉书·地理志》沛郡之相，而《春秋》桓十五年会于 者也。于春秋皆为宋地。……然则老子宋之相人，非陈之相人也。”
    又据清代姚鼐《老子章义序》：
    “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县，或曰陈国相人。《庄子》载孔子、阳子居皆南之沛见老聃。夫宋国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说异，而《庄子》尤古，宜得其真。”
    据现代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研究成果，亦认为老子是宋国“相”人，其所著《老子外传》中说：
    “我们说老子是宋国相人，有三点根据：１、春秋后期宋国与陈国是邻国，以涡水为边界。涡水以北的梏、太丘，春秋时都是宋地；而涡水以南的鸣鹿、焦都是陈国的地方。相在涡河以北，应当是在宋国领土范围之内。现在的河南鹿邑在涡水以南，似并非老子的故里相。当时宋国比陈国大得多，常常渡过涡河夺取陈国的地盘。陈国是不大可能到涡河以北占据相这个地方的。２、据《万姓统谱》说：‘相，故殷城’。周王朝初年，发生过管蔡之乱。这次叛乱平定后，商王室微子被封于宋。相既然是故殷城，又在微子封地一带，距商汤亳都很近，划入宋国是自然的、合情理的事。而陈是虞舜之后，决不会把殷之故城划入陈国。３、姚鼐《老子章义序》说：‘《庄子》载孔子、阳子居皆南之沛见老聃，沛者宋地，而宋有老氏，老子者宋人。’老聃是宋国老氏之后，宋国相邑是他的故里。他从周朝‘免而归居’自然是回到宋国相地。至今为止，我们恐怕还很难证明春秋末陈国有老氏。”
    马叙伦、姚鼐、孙以楷等学者皆认为老子既不是楚国“苦”人，也不是陈国“相”人，而是宋国“相”人。这和笔者的看法是一致的。
    至于说《春秋》无“相”，只是说《春秋》经传上没有记载过有关“相”的史实，并不是春秋时代没有“相”这个县域。《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春秋时代地图没有画出“相”，同样不能说明春秋时代没有“相”。
    据复旦大学钱林书教授在其所著《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城邑及疆域考》（载《历史地理》第七辑，１９９０年７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
    “相，《汉书·地理志》，沛郡有相县。《七国地理志考》卷三谓：‘在宿州西北九十里’。则相当于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春秋时其地属宋。《水经·濉水注》：‘濉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史记·曹相国世家》正文引《舆地志》，‘宋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又还睢阳’。《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故相城下曰：‘宋共公自睢阳徙都此城’。钱穆《战国时宋都彭城证》谓：‘宋迁而东，盖当都城（睢阳）残破之后，兼以避敌，非在文公之晚世，即共公之初年矣。’此原当宋之别都，周国都一时受害，故曾迁都之。相后仍宋邑，直至宋亡。”
    关于春秋宋之相邑，见于许多地方志书。据清道光《宿州志》云：
    “宋共公避河患，由睢阳徙都相城，传子平公。九十年皆都相。”
    又据清光绪《宿州志·舆地志·古地考》：
    “相城于宿最古城，在州西北相山下，即商之相土也。按相山古碑云，相城，帝颛顼所筑，汉桑钦《水经》云：‘相县故宋地，宋共公所都，国府园中犹有伯姬黄台基，即伯姬焚死处。城西有伯姬冢。’桑、郦去周未远，经注甚确，是可证也。宋亡地入焚。秦亻并 诸侯，于故城置相县，为泗水郡治。汉高帝四年，改为沛郡，仍治相。武帝元狩六年封南海桂林监居翁为侯，国曰相城（《水经注》湘成即相城），王莽改为吾符亭。”
    根据上述考证，可知春秋时代本有“相”，相从来都属宋国。不能因边韶说“相县虚荒”，便把“相”与“苦”重合起来。何况东汉也并不是没有“相”，相在沛国。“苦”在陈国。虽《后汉书·郡国志》说“陈国（按为东汉时的陈国）苦，春秋时曰相”，但许多古籍指出这种说法的错误，这一点，连《鹿邑县志》也是不同意的。
    宋国自宋共公开始，在“相”建都长达九十年。宋共公之子平公在位期间（公元前５７５－５３３年），当为老子出生年代。今安徽省涡阳县涡河北岸郑店村天静宫（中太清宫）在相县之野，正与历史相合。
《春秋》桓公十五年（公元前６９７年，甲申）经云：“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 （音侈），伐郑。”杜注云：“ ，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
    杜注云， 在沛国。按春秋时代本有沛。《公羊传》僖公四年，“桓公……大陷于沛泽之中。”《左传》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沛地，秦置县，汉为沛郡，相县在沛境内。如此，则《庄子》所称孔子、阳子居南之沛而见老聃，即得到合理解释。
    “ ”在相县西南。按《春秋释例》亦云：“沛国相县西南有 （同侈）亭。”约当朝郏东南，相、 、朝郏三地呈等腰三角形。 在今涡阳北郊丹城集一带，涡阳之丹城、石弓、龙山三集附近，有北相庄、西相楼、西相庄、相圩孜、相堂、东相堂、相楼、相老家、相柿园、南相庄、相庙、大相、二相、三相、董相、相小、相楼等十七个相姓村庄，都是从远古相沿至今。在其地下，发掘出大量先秦遗址遗物。内有春秋时代陶鼎一个。而郑店村之天静宫，正在龙山、三相西侧。

（九）
    多种载籍肯定天静宫为老子出生地
    近年，笔者查阅了许多全国性的志书和地方志书，其中都肯定天静宫为老子出生之地：
    《大明一统志·凤阳府》：
    天静宫“在亳县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至顺三年重建，张起岩撰碑”。
    流星园“在亳县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
    大明弘治《中都志》：
    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县（按为亳县）东一百二里里福宁镇东南，基址犹存。有元翰林张起岩所撰碑。”
    流星园“在县（按为亳县）东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
    又：“老子谯人，《亳县志》云：‘县东一百二十里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孔子尝问礼焉。老子告之曰，良贾深藏若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引用了《史记》孔子问礼以下的大段内容，而将老子出生之地定为天静宫，这就明确地否定了“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的说法。
《大清一统志·颍州府》：“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宋天禧二年盛度撰天静宫碑文。”
    《钦定四库全书·江南通志》卷四十八：“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州（按为亳州）东福宁镇，基址犹存，有元张起岩撰碑。”
    又卷三十六：“流星园在亳州东天静宫南，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诞生。”
    又卷一三八《人物志》：“老聃、管仲出颍亳之间”。
    清《亳州志·古迹考》：流星园在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
    清乾隆郑交泰等纂《亳州志》：
    流星园：“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相传老子之母曾居于此，有星突流于园，遂孕老子。”
    天静宫：与流星园接壤，前为圣母殿，有大石枕，刻文曰：“凿石为枕，断木为桥，红尘不到，终日逍遥。有炼丹井在殿前。”郑又云：“妙探其源，西太清宫（指鹿邑太清宫）当不敢为先也。”
    其他载籍，肯定天静宫址为老子出生地者尚多，无须一一转录，本文只举一班，以见千百年来，众口攸同，群书一致罢了。
    当然，一些志书亦曾载鹿邑西太清宫为老子出生地。这就是史书中互相矛盾、自相矛盾之处。但应结合其他各种资料，互相比照，仔细推求。最根本的就是鹿邑的西太清宫，一、不在涡河之北，二、不在“曲涡”间，与古籍记载的方位不符；三、与老子的县籍、国籍都有矛盾（已如前文所述），故不能据一些志书，而定老子生于西太清宫。

（十）
    对天静宫的多次考古， 出土许多碑碣、文物；发现象征老子出生地的‘九井“。这些都证明天静宫为老子出生之地。
    经查，近年安徽省对天静宫曾进行多次考古。现地面仅存其附属建筑天齐庙五楹，形制为元代建筑。虽经多次修葺，但屋脊元代龙饰尚存。殿内有宋代木质梭柱二根，证明此庙为宋以前所建，元代重修。宫址其他部分，或成农田，或淹没于荒烟蔓草之中。但察其故迹，老君殿、圣母殿、无忧园（即流星园）、九龙井 ……遗址宛然，犹可想见其昔日规模之宏伟。
    据考古所得，略有以下成果：
（１）出土碑碣：天静宫旧有碑碣数百座，因年代久远，大半消失。近年出土二十余座。
    元张起岩《天静宫兴造碑》：元至顺三年翰林张起岩所撰。此碑清代已淹没。考此碑蟠龙额，赑屃碑座，原文近千字。现发掘出此碑残片，尚存二百字左右。碑文断续。但残片中“敕建”、“监修官张起岩”、“至顺三年”等字，均甚清晰。大明弘治《中都志》和《涡阳县志》均载其全文。内云：“天静宫老子所生之地也……宫在城父之福宁镇（按为今涡阳县张老家）东南。去亳郡四舍，南距涡水二里，下临雉水。世传老子在妊，有星突流于园，既而降诞，则天静之基旧矣。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而铭半存，三班借职王宗彦同监修官亳之守臣监修者名衔在焉。盖奉敕为之也……天静之兴造，日兴月盛……殿即旧址为二，一位三清，一位太上老君。前三其门，后丈其室。监坛二师。灵官有堂，斋诵有所，钟有楼，井有亭，道士有区舍。至于庖库庾厩，靡不毕具。旅楹无虑百余。又若流星园之圣母殿，玉龟山、太霄宫之别馆，尚不计也。规其近地为旅邸。果园疏圃以给日用，履田三千亩为永业，而食其中者几千指。”碑中并叙述古帝王崇奉之盛况云：“自古在昔，尊崇之极，朝享不违，奉承无斁，……礼折九重，诚倾万室，璇霄企圣，翠华驻跸，青瑶勒铭，鸿休煊赫……”云云。
    明寿州方震孺撰明正德重修碑：此碑残片亦已出土，碑末撰文者方震孺姓名清晰。《涡阳县志》载其全文。内有云：“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延熹八年奉敕而建者也，西去亳州城百里有奇，南距涡二里□，殿□□□□□□□□□□履田三千亩，食业数千人，猗欤盛哉！历代鼎迁，载有祀典，而晋唐时为尤盛，与东西汉无异……。”
    清康熙八年赐进士第巡视东城监察御史夏人亻全所撰《妆修道祖老君碑记》：此碑完整出土，字迹清晰。碑云：“道祖李老君……因诞无忧园李树下，遂以为姓……谯左义门镇东北三十里小河北岸，天静宫旧有老子殿……”
    清宣统元年《妆修道祖老君殿碑记》内云：“汉桓帝时，遣中常侍左悺、管霸一再祠之。至唐初，以老子为始祖，立庙京师。太宗十年，诏天下老子庙改为宫，均给户二十名奉祀。武后元年，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当时创修，闻系鄂公敬德监修，御史褚遂良书碑。风销雨蚀，无可考证。宋祥符六年赐太上混元皇帝。洎乎元明两代，尚有碑碣可寻……”并有诗云：“……烧丹灶冷余荒草，问礼堂空剩石牛……”
    又元统元年半截碑一块，内云：“皇帝圣旨□亳州城父县（按约为今涡阳县境）承奉亳州指挥承奉归德府指挥承奉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劄付……本县福宁乡福宁镇……”此碑证明天静宫于元代属归德府亳州城父县福宁乡福宁镇。
    此外，尚出土有清康熙十二年碑两块，乾隆四十二年碑一块，道光十八年碑两块，光绪碑两块，宣统元年重修天齐庙碑一块，宣统三年残碑一块，“古流星园”石刻匾额一块。
（２）出土其他古文物多件：计有石道人像三尊；原天静宫内迎仙桥大理石扇形桥拦五片，上有太上老君骑牛浮雕；汉白玉莲花座一个；尹喜墓石墓门两扇，均有兽头浮雕，系汉墓标志；龙纹碑额三个（证明三碑均为敕建）；古石臼两个，巨型石药碾一套，药磙四个；石门枕两个，石明柱座八个；汉代各种纹饰砖千余块。
（３）于天静宫址发现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一处：天静宫西北一华里处，发现四五千年前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及春秋、汉代遗物，其中有侧扁三角形、鸭嘴形、扁凿形夹砂红陶鼎足；素面、兰纹、弦纹、刻画纹的鼎、罐、盆、碗口沿和底部残片；春秋时期的折沿盆、豆、罐，另有褐夹砂陶瓮棺一个。此处业经文物考古所鉴定，为新石器时代古遗址。
（４）对九龙井的发掘和鉴定：九井原已发现六口，鉴定为有三井为汉砖修砌，有三井为宋砖修砌。其中一口深埋土中三米，井深五米七十公分，井内全是淤泥，井口直径九十五公分，井底直径九十公分。井壁系以红、灰褐两色夹砂陶制成的十四层大块瓦筒缸套制而成。井底为天然砂礓。此井初步定为春秋时代之井。井中还清理出大量陶片，其中红陶为春秋时代遗物。
（５）清理三座古残墓，发现一片道士墓群：八墓中五是汉墓，墓室长方形；另三墓为宋墓，一墓室为凸形，二墓室长方形，墓内有汉、宋铜镜三个，古币三十枚。郑店村西靠近武家河处有十亩左右道士墓群。
（６）发现炼丹遗址一处：位于郑店西部，占地约四亩。沟沿断壁处可见炼渣、灰烬。
据考古所得，天静宫所在地于五千年前，已文化灿烂，春秋时代已相当繁荣。
综上所述，依据经史典籍，查照地域舆图，参考学者论著，研核方志记载，并结合实际考古所得，应确认安徽省涡阳县涡河北岸郑店村天静宫（中太清宫）为老子出生之地，即老子故里。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编者按：本文写作较早，当时尚未对天静宫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故出土文物部分资料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