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与里籍

安徽大学教授  陈广忠

   老子的姓名、籍贯、任职等情况，在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的母家姓李。姓是一种族号，它是不变的。周代贵族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史记·索引》中引葛玄（三国东吴道士）曰：“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
    我们知道，在我国的社会发展史上，曾有过母系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当时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因此东汉许慎的不朽之作《说文解字》中保留了一些从母系的记载：“姜，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黄帝居姬水，因为以姓。”“嬴，少昊氏之姓。”“姚，虞舜居姚虚，因以为姓。”“妘，祝融之后姓也。”说明母系社会女子才有姓。后来便成为族号。因此古籍中所载其母为“李氏女”，又说指李树为姓，都是可存在的，它保留其母权社会的习俗。司马迁没有提到老子的父亲姓啥名谁，是何许样人，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清代学者姚鼐《老子音义序》中说：“李者，宋子姓之转声也。”这是非常正确的。“李”字上古音为来纽、之部、上声，“子”字古音为精纽、之部、上声，二字韵同、调同，声近。周初宋国是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地，又曾为商朝故都，商人是子姓，老子祖先是子姓，是无可怀疑的。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三中说：“子氏，帝喾之子契受封于商，赐姓子。汤有天下，微子基宋，世为子姓，或以为氏。”老子所居涡河之北，就是宋国之故地，至今亳州尚有汤王墓。
    这样可以知道，“老子”中的“老”，则是姓的分支，称为氏。周代女子称姓，是为了表明婚姻关系的。《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这样说：“同姓不婚，其生不蕃。”古人就懂得同姓男女血缘关系相近，不能够婚配的道理。而男子称氏，是为了表明贵贱的。所以《通鉴·外纪》中这样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分。”同姓之下，子孙繁衍，散居各地，“氏”就应运而生了。至于取“氏”的方法，就比较复杂了。或以封邑为氏，或以所居之地为氏，或以职业、官名为氏，或以祖先之爵、之谥、之号、之字为氏……到了战国、秦汉，姓与氏就逐渐混而为一了。“老子”的祖先是贵族，这是肯定的，从事何种职业、担任何种官职，则不得而知。以老子之职推断，可能出自史官世家。而古籍中以“老”为“氏”的人是屡见不鲜的。《通志·氏族略》四中记载说：“老氏，《风俗通》：颛帝子老童之后，《左传》宋有老佐，《论语》老彭，即彭祖也。或云：老氏，老聃、老莱子之后……以其老也，故以老称之，遂为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有个东周官吏老阳子，与老子时代较近；老莱子与老子同时代，亦是楚人（见《史记·仲尼弟子传》）；老彭，《论语·述而》注云：商朝贤大夫。以上四人中的三个，都与老子同一地域，它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老”为“氏”之称，则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知，《老子》一书，是取“氏”为书名的，这同我国古代孙子、吴子、管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取“氏”为书名，则是一致的。
    古人有名有字。婴儿生下来后取乳名，三个月后由父母命名，上学取学名，男子二十行冠礼，女子十五行笄礼时取字。古代尊长对卑下及自称名，如孔子自称“丘”，对学生则直呼其名；对平辈、尊长则称字。
    老子“名耳，字聃”，这种取名、字的方式是很有意思的，耳和聃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说文》中说：“聃，耳曼也。”段玉裁注云：“曼者，引也。耳曼者，耳如引之而大也。”老子的耳朵就像经过牵引一样，显得特别大，可知年方二十岁，老子就以耳大引起乡里尊长的兴趣。所以后代福寿双全的老寿星，都有大耳朵的形象。这种名、字之间有联系的取法，是古人常用的。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司马耕，字子牛；屈原，名平字原；王安石，字介甫，等等。
    既然“聃”为字，所以他的弟子、后学及仰慕者均以此作为尊称。如《庄子》、《史记》、《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著述中，孔子总是很敬仰地称其老子、老聃；《史记》中有二十八处称老子，仅一处称李耳。《庄子》中出现七十余次，均称老聃或老子，《淮南子》中出现六十多次，亦称老子、老聃，以示对其尊敬。
    美丽的涡河之滨，是中国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故乡。
    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可以知道，涡河源于开封和原阳之间的浪荡渠，经过今河南扶沟，向东南方经过太康之西，流过柘城西北，向东经过鹿邑城，过苦县西南，经苦县旧城南，向东经安徽亳州，进入亳州东南七十里的城父集，向东南经涡阳之北，经过东南方向的怀远北部，注入淮河。可以知道，涡河所经过的河南境内的流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秦汉、战国、春秋以前的涡河踪迹，已经很难寻觅。
    对老子的诞生地，司马迁所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这里的苦县，在今河南鹿邑境内。
    支持这一说法的，有：《唐书·地理志》：真源有老子庙，天宝二年曰太清宫。《元和郡县志》：玄元皇帝祠在真源县东十四里。《太平寰宇记》：太清宫，玄元旧宅，前有阙，魏黄初三年立，其阙有铭，是钟繇书。《元丰九域志》：卫真本苦县。县之赖乡，老子所生地，旧有宅，今太清宫是也。有道德经碑、唐明皇书、边韶老子碑、薛道衡祠、唐明皇御札碑、老子行记碑。《大清一统志》归德府：老子宅，在鹿邑县东。可以知道，唐、宋、清的许多正史都赞成这个观点。
这个鹿邑，秦汉时称苦县，后魏称谷阳，唐高宗乾封元年改名真源，武则天载初元年改为仙源，唐中宗神龙元年恢复真源名称。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改称卫真。元世祖至元二年，与鹿邑合并，仍用鹿邑之名。
    同样是在汉朝，东汉边韶提出老子“楚相县人”的说法。汉桓帝时，边韶担任陈国之相。桓帝延熹八年（１６５年），派宦官管霸祭祀老子，边韶作《老子铭》，其中说：“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其土地郁塕高敝，宜生有德君子焉。”
    唐初著名学者陆德明（５５０－６３０年）在《经典释文》卷第二十五《老子道经音义》中记载：“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史记》云字聃。又云：仁里人。又云：陈国相人也”。这里他提出：《史记》的记载是“陈国相人也”，而不是现行本《史记》“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这就牵涉到《史记》这一记载的真伪和窜入的问题。——这是“陈国相人”说。
    清代学者姚鼐（１７３２－１８１５）提出“宋沛”说。《老子章义》云：“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县，或曰陈国相人。《庄子》载孔子、阳子居皆南之沛见老聃。夫宋国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说异。而《庄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则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为李，语转而然。”
    现代学者马叙伦在《老子校诂》中，有“老子乡里”一节，其中对老子里籍作了详细考证，认为“老子宋之相人，非陈之相人”。
    边韶“楚之相”、陆德明“陈之相”、马叙伦“宋之相”以及下文司马彪所言“苦曰相”和本文作者所考“ ”（相），就有五个“相”，它们哪一个是老子的生地？它们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考察之一：边韶所言“相县故城”。《老子铭》中说：“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濑乡之东。”
    北魏郦道元（４６６－５２７）《水经注》卷二十三中记载：“涡水又东南屈，迳苦县故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守敬按：《续汉书》，苦，春秋时曰相。考春秋之相，不见《经》、《传》。司马彪当据边韶《老子碑》。见下）涡水又东北屈，至濑乡。谷水注之。谷水又东迳苦县故城中，水泛则四周隍 ，耗则孤津独逝。谷水自北东入涡水。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碑。北则有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李母冢。冢东有石碑，是永兴元年谯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曲涡间。’涡水又曲东迳相县故城南（守敬按：《一统志》，秦时故县，非汉沛郡之相县。《寰宇记》，相县在濑水东。在今鹿邑东十五里）。其城卑下实中。边韶《老子碑》文云：‘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存，在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疑即此城也。涡水又东，迳谯县故城北。”
    边韶提供的“相县故城”，郦氏也闹不大清楚，便把“卑下实中”处濑水之东的一个地方，作为“故城”遗址。但郦氏是严谨的地理学家，对边韶所说，虽未加否定，却是持怀疑态度的。前人研究对“疑”字多未加注意，往往照抄边韶的说法。在春秋时代，所说“濑乡”之东十五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与焦邑（今亳州）并存，而且靠近的“相县”存在。所以此说不能成立。
    考察之二：《后汉书·郡国二》：“苦曰相。”此说杨守敬已经作了结论，他认为春秋的《经》、《传》中根本没有这个记载。司马彪这么说，是根据边韶《老子铭》。边韶还说在濑乡之东，司马彪干脆把两地等同起来。也就是说，春秋时陈国之相县，它是不存在的。
    考察之三：“宋之相。”春秋时代宋国称呼“相”的，实有二地。一为 （相），一为相城，兹分述之。
    《后汉书·郡国二》“沛相。”对于此地，梁代刘昭的注补说：“《左传》桓十五年会于 ，杜预曰在县西南。一名荦。”这条记载的原文是：《春秋》：“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候、陈候于 ，伐郑。”《左传》：“冬，会于 谋伐郑，将纳厉公也，弗克而还。”西晋学者杜预（２２２－２３８）注中说：“ ，宋地，在沛国相县西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说：“据《清一统志》， 在安徽省宿县西。”刘昭把春秋桓公十五年时的“ ”作为“相”的注释，是极为准确的。与杜、杨说一致。它的现今确切位置，就在涡阳县北部的丹城集一带。这里现在还有十七个用“相”命名的村庄：大相、二相、三相、相小、董相、相柿园、相老家、西相楼、相堂、东相堂、西相庄、南相庄、北相庄、相圩孜、相庙等。也就是说，春秋时代（前７０５年）宋国的“ ”（ｃｈǐ）、“荦”也叫“相”。这里曾经是四个诸候国君鲁桓公、宋君冯、卫宣公、陈桓公的会盟之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一定很重要，也肯定是相当繁荣的。这就是宋之“相”地之一。春秋晚期、战国时已尽归楚国版图，也可以称为“楚之相”。
    我们知道，春秋宋君共公（前５８８－前５７６年在位）执政时，由于洪水泛滥，危及宋都（今商丘）的安全，便把国都迁往相城。相城在今淮北市相山之下。宋国在此建都九十年，又把国都迁往彭城（今徐州）。这里也是汉代沛国的郡治。老子曾经客居“沛”，孔子、阳子居都来此拜访他。所以姚鼐认为老子是“宋沛”人，也是有道理的。相城，便是“宋之相”之二。不过，老子故里是“宋之相”（ ），而不是相山。这样，老子与“宋沛”、“宋之相”（ ）、“楚之相”的关系，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老子故里“涡阳”说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造成难以理清之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司马迁的记载来说，就把老子、太史儋、老莱子合为一传，三人事迹迷离恍惚，欲清还乱。其次，从老子时代到东汉延熹八年，大约有七百年，其间经春秋战国和秦汉，区划、地理都经过重大的变化。再次，东汉时，“苦”为陈国属县，“相”为沛国首县，作为陈国之相的边韶，对不到一百五十里、同为涡河之畔的“相”（ ），是失于考察，还是分辩不清，还是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才把“苦”、“相”结合，也未可知。总之，他把“苦”之东“卑下实中”的地方，认定为“相县故城”，造成了一千八百年的争论。但是，他认为老子是“楚相县人”，若指的是 （相），还是可取的。解破这个历史之谜的，还是《春秋》、《左传》的记载和杜预的注疏。
    在安徽涡阳涡河北岸的郑店村一带，就是在春秋的范围之内。这里不光有大量的史志的资料记载，而且还有地下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说明老子是位于涡阳境内的“相”人。这个发现，是国内外许多专家经过多年的辛勤探索，并把尘封已久的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从而得出这个结论。
    老子诞生地在涡阳境内，后人便建流星园和天静宫来纪念他。
    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之《明一统志》卷七凤阳府：“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至顺三年重建，张起岩撰碑。”“流星园，在亳州天静宫南，碑云：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降诞，即此。元有圣母殿，遗址尚存。”张起严（１２８５－１３５３年），见《元史·列传》六十九。元代济南人，仁宗延佑二年进士第一，曾为集贤修撰，诏修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知为元代文坛领袖之一。
    《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八十九颍州府：“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汉延熹七年建。相传老子生于此。宋天禧二年盛度撰天静宫碑文。”同时记有：“太清宫，在亳州西四十五里。《通志》老子所生之地。旧名紫微宫，唐天宝二年改。”可知涡阳的“天静宫”，建在边韶写《老子铭》的前一年（１６４年），第二年（１６５年）春正月，汉桓帝才派宦官头子左悺到苦县祭祀老子；十一月，又遣管霸去苦县祭祀。这就自然引起对边韶《老子铭》中，只字未提“天静宫”事，并言“相县虚荒”，感到怀疑了。宋天禧二年，即宋真宗即位的第十三年（１０１８年）。此时是真宗崇道的高峰之时。盛度，宋端拱二年进士，仕宗二年拜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参与编写《续通典》、《文苑英华》等政治类书。其撰碑文事当属可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记载了涡阳的“天静宫”和鹿邑的“太清宫”，而且涡阳的“天静宫”早于鹿邑的“太清宫”，其记载也详细得多。
    《四库全书》中《江南通志》卷三十六记载：“流星园在亳州东天静宫南，相传有星突流于园，老子因而诞生。”卷四十八：“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州（即亳州）东福宁镇，基址犹存。有元张起严撰碑。”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六卷“颍州府”下有这样一条记载：“苦县旧治在亳州城东。《后汉·地理志》云：‘苦，春秋曰相。’《索隐》曰：‘《地理志》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故亦属楚。《括地志》云：‘在亳州谷阳界。’”这里记载了“苦”的方位：“苦”旧治在亳州的东面。假如这个记载能够成立的话，老子生地“相”也罢，“苦”也好，都在亳州城之东，“涡阳”说是无可置疑的。又引唐代《括地志》，苦县在亳州谷阳县境内。那即在今鹿邑。这可以说明，清代学者是两说并存的。并把“苦”县位于亳州之东放在前面。
    再看亳州、中都等地方志。清代郑交泰等撰《亳州志》：“流星园，在州东一百二十里，相传老子之母曾居于此，有星突流于园，遂孕老子。”明弘治《中都志》：“天静宫，老子所妊之地，在县（即亳县）东一百二十里福宁镇东南，基址犹存。”可以知道，流星园、天静宫等纪念老子生地的景观，是涡阳所独有的。
    １９９２年以来，文物考古部门对天静宫遗址等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批文物。元至顺三年（１３３２）翰林学士张起严《天静宫兴造碑》残片，尚存二百来字，有“敕建”、“监修官张起严”、“至顺三年”等字样。其文并载于《中都志》：“天静宫，老子所生之地也……宫在城父之福宁镇东南，去亳郡四舍，南距涡水二里，下临雉水。世传老子在妊，有星突流于园，既而降诞，则天静之基旧矣。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漫灭不可读，而铭半存。三班借职王宗彦、同监修官亳之守臣、监修者名衔在焉。盖奉敕为之也……天静之兴造，日新月盛……殿即旧址为二：一位三清，一位太上老君。前三其门，后丈其室。监坛二师，灵官有堂，斋诵有所，钟有楼，井有亭，道士有区舍。至于庖库庾厩，靡不毕具，旅楹无虑百余。又若流星园之圣母殿、玉龟山，太霄宫之别馆，尚不计也。规其近地为旅邸，果园疏圃以给日用，履田三千亩为永业，而食其中者几千指。”“自古在昔，尊崇之极，朝享不违，奉承无斁，……礼折九重，诚倾万室，璇霄企圣，翠华驻跸，青瑶勒铭，鸿休煊赫。”这里详细介绍了元代至顺三年十有一月吉日重修“天静宫”之目的，其地理位置，历代特别是宋代兴建情况，殿堂规模，主要建筑物，附属生活设施以及古代朝廷祭礼之隆盛。
    天静宫原有碑碣数百座，大都焚毁损坏，近年出土二十多座。其中有明代方震孺（１８５８－１６４５年）之崇桢重修碑。残片中“方震孺”三字十分清晰。方氏为明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进士，曾为广西参政、巡抚，任右佥都御史，后被马士英、阮大铖陷害，优愤而卒。《涡阳县志》中载有全文：“历考往代，在汉为天静宫，延熹八年奉敕而建者也。西去亳城百里有奇，南距涡二里，殿前履田三千亩，食业数千人，猗欤盛哉！历代鼎迁，载有祀典。而晋、唐时为尤盛，与东、西汉无异……。”
    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春秋、汉代、宋代及元、明、清文物，可以知道，这一带曾经是文化极为繁胜之地。而近代以来，由于战争频仍、洪水肆虐，只留下一点破壁残垣。这个曾经产生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地方，必将会引起世人更多的关注。

（选自黄山书社《中国道家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