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故里”之我见
上海高级工程师 王振川

   中国道家思想的奠基人，伟大的哲学家老子的诞生地，“老子故里”的纷争已有十余个年头了。一个人的诞生地只能有一个，尽管这个人一生曾经到过许多地方。现在，老子故里有二种说法：一是河南鹿邑说，一是安徽涡阳说。且这二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也都有学界人士的支持。
    鹿邑确有许多纪念老子的历史故迹。在鹿邑太清宫，有一个巨大的《先天太后赞》碑，此碑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１０１４年）为老子的母亲写的赞颂词。碑高３．５米，宽２米，厚０．６７米。该碑树立于此，使得许多人都认定这里即是老子故里。
    安徽省涡阳县近年的考古发掘，也提出了一系列老子诞生地的证据，根据人文历史资料：老子生地必须有九龙井，老子生时有九龙自地下出为老子洗浴；老子诞生时天上正好有一颗流星落下；更重要的，老子生地是涡水与谷水会合之处，且“涡水处其阳”。现在涡阳的老子太清宫，都具备了这些条件，有九龙井，有流星园，地处涡水与武家河（古谷水）交汇处，涡水从太清宫的南面流过。这些老子生地的特征都符合中国古代人文历史资料的记载。那么，哪一处是真正的老子故里呢？笔者花了几年工夫，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认为老子故里非涡阳莫属。
    首先，因为涡阳具备了构成老子故里的基本要素，那里有春秋时的九龙井、流星园，且地理位置符合“涡水处其阳”的历史记载。大凡唐宋以前的历史文献，都记载了这些基本要素。而鹿邑却不具备这些要素。资料颇多，简摘如下：
    《史记·老子传》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也。”唐代杜光庭（僖宗时人）：“老君，诞生于亳，即今真源县九龙井太清宫是其地也。”（《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Ｐ．４３０１）
    宋真宗《先天太后赞》：“感流星而受气，指仙李而（诞）生。”
    汉代边韶《老子铭》：“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谷水自北东入涡水，涡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庙东院中有九井焉。”
    这些基本要素在涡阳太清宫全部具备。
    其次，《史记·老子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苦县在历史上究属今之何地，据我考定，春秋时苦县并不曾在鹿邑。苦县是今之鹿邑，那是《先天太后赞》碑立在鹿邑才产生的误认。春秋时的苦县就是今之涡阳县境内的老子庙所在地区。
    鹿邑这个地名，是在隋代由武平这个地名改名而来的。《隋书·地理志》：“鹿邑，旧曰武平，开皇十八年（公元５９８年）改名焉。”此前叫武平，此后叫鹿邑，即使在《后汉书·郡国志》陈国九县中，也是有武平和苦县的，所以，苦不是鹿邑，武平才是鹿邑。苦县至魏，称谷阳县，《魏书·地形志》“谷阳，有苦城阳都坡老子庙……有武平城”，分明是二个地方。
    自隋以后，历代地理志都有鹿邑这个县治，直至今天。而苦，则变换过较多的名称：汉——苦县；魏——谷阳；隋——谷阳；唐——真源；宋——卫真。清代为涡阳县。
    仔细阅读这历代地理志，鹿邑丝毫搭不上苦和真源的边；汉苦县的历史地理沿革是很明确的。
    鹿邑的历史地理沿革也是很明确的：
    春秋——鸣鹿；后汉——陈国武平县；晋——梁国武平；东魏——陈留郡武平；隋——鹿邑；唐宋——鹿邑；清——河南省鹿邑县。这个汉苦县弄清了，那么老子故里也就弄清了。所以我认定：老子故里并不在鹿邑，而是在安徽涡阳。
    第三，《先天太后赞》碑所立的地方，就一定是老子故里吗？
    《先天太后赞》碑是宋真宗皇帝所立。这就要从《宋史》中去研究。虽然正史必定为皇帝避讳，但总会流露出蛛丝马迹来的。
    《宋史》载：立《先天太后赞》碑是宋真宗皇帝委任大臣丁谓、陈彭年等人去搞的。宋真宗朝“五鬼”做这件事，免不了要捣鬼的。由于当时决定去亳州太清宫祀老子是大中祥符六年八月确定的，到大中祥符七年（公元１０１４年）正月去奉祀，时间紧迫，运输因难。这石碑巨大，从开封运到当时属于亳州的鹿邑东，且卫真地势低洼，再也无法运达老子故里卫真，就地立在了亳州鹿邑东，从而造成近代“老子故里”的纷争。
    我找到了一些证据，《宋史》卷３０１《陈琰传》：宋仁宗朝，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年），大臣陈琰上书劾丁谓：“乱常肆逆，将而必诛，阴怀奸恶，有杀无赦。丁谓因缘险佞，据窃公台。贿赂包苴，盈余私室；威权清谒，行彼公朝，引巫师妖述，厌魅宫闱，易神寝龙岗，冀消王气。”陈琰对丁谓“乱常肆逆”，弄虚作假，移易老子“神寝龙岗”，破坏宋王朝的气数，直截了当地予以指责与揭发，对这种人应该“有杀无赦”。在宋代，老子是“太上老君”，是“神”，是没有疑义的。“神寝龙岗”，即指“老子故里”。老子故里有龙岗，今称之为龙山。今之龙山即当年之“龙岗”。我们又在《隋书》卷三十《地理》找到证据：‘临涣，后魏置临涣郡，又别置丹城县，开皇元年丹城省，有嵇山，龙岗。”丹城，即今安徽省涡阳县境内丹城镇；嵇山今仍旧称，因嵇康而得名，嵇康墓穴今仍在；“龙岗”即是今涡阳老子庙东之龙山。
    即使是在宋真宗朝，宋真宗天禧二年，派大臣盛度“奉敕”在涡阳太清宫树碑，这碑至元代尚在。说明宋真宗本人和大臣盛度等并未将老子生地搞错。元代翰林张起岩的《天静宫兴造碑》碑虽残缺，全文尚在，也确认了今安徽涡阳“天静宫”为老子“所生之地”（即诞生地）。
    那么，《先天太后赞》碑所立的地方，当时是属于亳州，（鹿邑与卫真当时均属亳州）亳州是老子故里，但是，真正的老子故里还要向亳州东南方向过去一百多里才对。这对于认真的人来讲，是错不得的，所以有陈琰，盛度，张起岩等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历史文献。这给我们指明了，《先天太后赞》碑所立的地方，不一定是严格的老子故里。当然，有关纪念老子的古迹，不仅鹿邑有，亳州有，全国各地都有。包括《先天太后赞》碑，不能说明什么。能说明老子故里的，首先是应该研究唐宋以前的人文历史地理材料才行。如前所述，与人文历史地理相符合的，也只有安徽涡阳老子庙“中太清宫”。西太清宫在鹿邑，东太清宫在涡阳县东，都不相符。
    易经有言：“井，改邑不改井。”井者，静也，邑乃可改，井不可移。涡阳太清宫庙东院中春秋九井的出土，将老子故里的真面目告诉了我们。
    由于《先天太后赞》碑的错置，又由于涡阳近代以来老子故里被水灾、战火的破坏，造成了中国近代许多历史地理问题的纷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楚汉垓下之战。范文澜先生根据错置的“老子故里”，认定垓下在鹿邑县境；而另一些人根据“项王军璧垓下”认定“垓下”在灵璧。因为刘邦已经“屠城父，至垓下”，肯定已经占领了鹿邑。楚霸王哪能还在鹿邑？但是，离开灵璧却又甚远。
    范文澜的依据是“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我们现在弄清了唐代亳州真源县并不在鹿邑，而是今之安徽涡阳，那么，《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屠城父，至垓下”就顺里成章了。垓下，确实是“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的地方，也即是今安徽涡阳龙山一带。
    又如，庄子多次说孔子及其他人“南之沛”拜访老子。鹿邑，不在沛。于是有些人说，老子在沛地也有居所。其实，老子故里今之涡阳在战国时期确属于沛，古代地广人稀，古代的“沛”是一个广大的地区，包括江苏西北部至安徽东北部。弄清了“老子故里”在涡阳，孔子“南之沛”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不必为老子另找住处。“南之沛”也即是到今安徽涡阳老子故里。

   “中国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与越国大夫范蠡是师生关系。”我这么说你一定惊奇不已。有人会说我耸人听闻，也有人会说我无稽之谈。因为此前确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请听我细细道来。
    首先，从年代上讲，世所公认，老子长于孔子约二十岁，孔子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老子约生于公元前５７１年。范蠡助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了吴国，这是公元前４７３年的事。这年，老子九十八岁。范蠡约三十岁从越王，二十三年报越，因此这年范蠡约五十三岁，老子长范蠡约四十五岁。所以，他们都是春秋末年同时代的人。老子长寿，古者上寿一百二十岁，老子应有这个寿数，司马迁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岁。据我看，老子至少应是上寿之人。范蠡从越国“功成身退”，十九年三散千金，最后卒于陶，去世年纪约七十四岁，可以说，老子在范蠡去世后，还健在。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史记·越世家》、《史记·货殖列传》、《国语·越语下》、《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料，对范蠡思想的了解、比较，特别是近年出土的《黄帝四经》中的语言，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范蠡，他的语言、行为，无不继承、运用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如老子说：“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３１章）范蠡刚出道，即谏越王说：“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史记·越世家》）等等。特别是老子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也！”（９章）“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３４章）“圣人为而不有，功成而弗居也。”（７７章）等论述，可以说，范蠡是老子的这一思想的最好的实践者。从思想线索上看，范蠡非常完美地继承和实践了老子的思想。在古代，思想的传播是需要时间差的。而对于同时代，年岁仅差老子四十多岁的范蠡来讲，除了他曾亲自师从过老子以外，是很难解释的。
    第三，古籍有明确的记载，“文子，老子弟子”。在汉及汉以前的文献中都是明确确认的。如王充的《论衡自然篇》：“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遣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然”而范蠡的老师恰恰又是文子。《史记集解》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裴马因案《范子》曰：马因“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这是个连环师生关系：老子——文子——范蠡。但是，我们仔细地研究这段历史，可以知道，他们不是一线单传。在那个时代，当然也不可能一线单传。文子和范蠡同时师从老子是极其可能的：老子在公元前５１６年周朝的王子朝之乱时，正当五十六岁，退休返乡，这时范蠡十一二岁，文子与孔子年岁相当，为三十六岁左右。因此，从年岁上讲，这三人在老子退休后于老子故里相会，成了师生。范蠡是文子的学生，但同时又是老子的亲传弟子，是极其可能的。孔子的七十二位高足弟子中，少孔子四十岁以上有名姓可查的有十多人，父子同时师从孔子的有颜回、曾参父子。那么，文子与范蠡师生同时师从老子，也是不奇怪的。
    第四，老子故里在安徽涡阳，而范蠡和西施的合葬墓地恰恰也在安徽涡阳。这是使我想到老子与范蠡是师生关系的最重要的提示。
    范蠡晚年称陶朱公，在陶地经营，最终卒于陶，当葬于陶，这应无疑义。但是，史载陶朱公冢有三四处之多，最有争议的是今之山东省定陶和山东肥城陶山。史家称定陶的多，今人称陶山的多。但据我考证，安徽省涡阳的范蠡冢才是真正的陶朱公墓。司马迁所说的陶，“据天下之中”，应该是个水、陆皆能四通诸侯各国的地方。对于今安徽涡阳来说，历史上东、西、北方都是古代中原地区，南方正是刚刚壮大起来的吴、楚、越地。它固有的陆路交通和美丽而宽阔的涡水，都符“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涡水西北通黄河，东南通淮河达长江。这涡水直到三国时代，还是曹操操练水军的地方。陶若在山东陶山，实在算不上“天下之中”。而只能说是“齐国腹中”了。陶朱公离开齐国到陶，他搞的是“国际贸易”，那当然陶必不在齐国，而陶山实在是齐国的腹地了。
    凭什么说安徽涡阳的范蠡墓所在地是当时的陶呢？
    当地人世代相传，说范蠡坟是范蠡和西施的合葬坟，坟丘为人工垒起，占地很广，坟丘甚高。今天，当地地名为范蠡村，涡河的一条支流叫西河，沿墓而过，集镇叫西阳集，古时叫西陶。指西施与陶朱公合葬于此。
    明清史料上也有种种记载，《中国名胜词典》上也确认是范蠡冢。
    但使我确认不疑的却是两本书：《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战国中晚期，秦国有一位有名人物，秦昭襄王时期的相国，封穰侯的魏冉，他在公元前２９１年被秦国封穰侯后，又益封于陶。至公元前２６５年，穰侯出关就封邑，并在陶去世。这个陶，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陶朱公的陶与秦穰侯的陶用同一个“陶”字为地名，当是指同一个地方。且魏冉离陶朱公范蠡的年代不远。司马迁《史记》中写“定陶”时从不省掉“定”字。所以，史家认“定陶”为“陶”是不确的。《战国策》中多处提到一个地名叫“阴”，这个战国时的“阴”就是后来的“定陶”，这个“阴”在齐、魏、赵间动荡不定，战国末年也不曾被秦国占有过。所以定陶在战国称“阴”不称“陶”。
    《战国纵横家书》（１９７３年出土）中有《见田兵于梁南章》明明白白地说，秦国在东侵的过程中越不过梁国的防线，而阴（定陶）却在防线的后面。这一章说的是秦统一中国前的梁国的防线，当是魏（梁）亡前不久。所以说，终魏冉之一生，并未封到山东定陶去过，《史记》说他将平时的聚敛送到“陶”去，去相位后，出关就封邑，并死于陶。如果是定陶，必无可能，秦国势力当时还不能到达定陶，更不用说齐之腹地陶山了。
    那么，又怎么可以确认“陶”是安徽省涡阳的西阳集镇呢？
    《战国策·秦三》中有一段秦客卿造对穰侯说的话。客卿造对穰侯魏冉说，秦国封你“陶”地，你必须攻打齐国，“陶”可以存在；而攻齐不成，“陶”也就不能存在了。燕国曾经下齐七十余城，你可以利用燕国攻齐，可派人去对燕国相国说，攻齐国，你若能灭亡齐国，就可以“封君于河南，达途于中国，南与陶为邻，世世无患。”这段话点明了陶的地理位置，封燕相国于河南，南与陶为邻。这河南之南，必为淮北之地了。河南之南，“南与陶为邻”这地方正当今之范蠡墓所在地的历史地理范围。所以这个“陶”，我认定它正是今之安徽省涡阳县西阳集。因此也认定今涡阳县的范蠡墓是真正的范蠡墓。
    《越绝书》在交待范蠡的结局时说他“老身西陶”，也是一个佐证。
    在我的《老子与范蠡》中，对“陶”有祥细的考证。
    现简介于此。
    我们认定了老子故里在涡阳，范蠡与西施的合葬墓也在涡阳，那么，同时代的老子与范蠡在同一地相处不是顺理成章的么？老子与范蠡的师生关系不是很明确的么？从时间排比上看，老子退休以后，文子与范蠡在老子故里从师约有二十年之久，范蠡学成以后才去越国任相国：二十多年灭吴以后，范蠡先到齐国，二三年后即赴陶与老子再次相会。这我考定约于公元前４７１年正当老子百岁之时。我相信这三代人又有十多年的相处。
    我相信是在范蠡、西施同沉于涡水后，老子才西出关重游周都的。时当公元前４５３年，老子一百一十九岁，范蠡七十四岁，西施四十九岁。

（选自宗教文化出版社《老子与范蠡》）